更好地表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从小飞娥到林佩芬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更好地表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
——从小飞娥到林佩芬
丁是娥
我虽然演了三十多年戏，但是真正懂得演戏，还是从解放以后才开始；而演员必须深入生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较深刻地领会。现在，越来越觉得演员应该一辈子深入生活，没有生活，绝对推不了陈，出不了新。对于我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业务上都很欠缺，然而，最迫切需要的还是熟悉工农兵生活。没有这样的生活，演员身上就不可能增添新的血液，不可能有新的气质。
要是不演现代戏，就没有新沪剧；不演现代戏，旧沪剧早就死亡了。在旧社会，沪剧的观众主要是小市民和有闲阶级。解放以后，从上演《罗汉钱》，观众对象开始在变，演了《星星之火》，工人、干部、解放军来看沪剧的多起来了，从《鸡毛飞上天》上演后，学生、教师也纷纷来看，观众面逐渐扩大。我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十四年来，要说有成绩的话，主要是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导下表现了工农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但是表现了他们，就得到了热情的支持。比如演出《鸡毛飞上天》以后，我收到了许许多多来信，有的把自己的红专规划寄给我；有的甚至向我谈自己的思想；在共舞台演出时，当场有一位教师激动地表示态度，要回去马上对原来已经使老师失望了的小朋友耐心进行教育。对演员来说，这是最大的鼓舞、最高的奖赏。每当接到这样的反应，我简直不能成眠。我想：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不及时、迅速地反映新社会中各行各业的新人新事，不热情地去歌颂工农兵，怎么对得起这个光荣的称号！
作为演员，怎样演好工农兵角色，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沪剧产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比较严重。像我们中年一辈的演员，旧包袱的确很大，过去演的戏流毒很深，不抓紧思想改造，消除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就不可能正确地表现劳动人民、表现英雄人物。
解放后，我扮演过小飞娥、金黛莱、向五儿、阿庆嫂、林佩芬等角色，都是中年妇女，都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人，但是扮演起来，还是有困难，特别是扮演先进人物，最大的困难是我不熟悉她们的精神世界。表现这些妇女形象，对我来说，是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我最早扮演的现代人物是小飞娥，而其中思想最新的要算林佩芬，下面我想具体地来谈谈扮演这两个人物的一些体会，向同志们求教。
小飞娥
一九五二年接受演《罗汉钱》的任务，我当时一点也不犯愁，心想：“过去我演过那么多戏，扮个小飞娥有什么难的。她又不是共产党员，演个爱情上有过痛苦的妇女，还不是驾轻就熟的事。”开始我是把小飞娥当悲旦来演的，第一次演出以后，观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艾艾和小晚的婚姻解决了，小飞娥和张木匠下半生怎么过下去？”因为我当时扮演的小飞娥，一提起保安哥，就哭不成声；一见着张木匠，就怨气冲天。使观众想到保安一定很漂亮，小飞娥与他郎才女貌，嫁给张木匠，好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产生一种不健康的同情，降低了主题思想。
导演张骏祥是个很有修养的同志，当时解放不久，怕我脆弱经不起批评，他又第一次接触沪剧，所以很慎重，在排演场上没好意思指责，只是侧面问助理导演蓝流同志：“她从前是不是悲戏演得太多？”后来蓝流同志转问我，我一听婉转的话里弦外有音，说明我没有掌握住小飞娥的性格特征。
经过几次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村中年劳动妇女，我发现她们姑娘时期，差不多都有过爱情经历，深谈起来也很有感慨，她们的感情很深挚，并且善于埋藏在心底。但是，她们整天从事劳动又操持家务，生活很充实，对儿女、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并非终日愁眉苦脸、抑郁寡欢。劳动人民最务正业，不像非劳动人民那样经常感到空虚、惆怅、或是剪不断理还乱团团转。她们有许多事情要做，爱情不可能占据她们整个的心灵，尤其快当丈母娘的中年正派劳动妇女，怎么可能成天去回忆初恋的感情而哭哭啼啼呢！小飞娥决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那类鸳鸯蝴蝶派戏里的主人公，我过去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爱情代替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用悲悲戚戚代替了质朴深挚，所以，使人物的精神面貌不健康。
认识了这一点，又经过导演的分析和同志们的帮助，再仔细研读原著和剧本，小飞娥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才慢慢获得真实感。我觉得小飞娥之思念保安，是封建婚姻制度给她留下的一个伤痕，使她感情上有一种隐痛，但年深日久，做了母亲，保安也成了家，生活早已平静下来，她对张木匠没有外心。张木匠之所以二十年如一日地还要跟她回娘家，也并非不放心，已经成为一种微妙的生活插曲。赵树理同志写得好，这个罗汉钱已被锁进箱子里，并不是像当年那样含在嘴里、挂在胸前。如果没有第二个罗汉钱出现，她不会经常去打开箱子回忆一番。而且，在二十年共同的生活中，她也逐渐发现张木匠的一些优点，首先他是一个敦厚的手工业者，对小飞娥是情深的，年轻时因为得不到家庭温暖，常年出外做工，风里来雨里去，也未尝不痛苦，他并没有罪，同样深受封建婚姻之害。
我的认识改变了，表演也随之改变。原来演到张木匠问小飞娥艾艾与王家的婚事怎么样，她便迁怒于他，一肚子怨气出在他身上，接着就坚持己见要把艾艾嫁给小晚。后来觉得这不符合小飞娥性格，小飞娥是知冷知热的细致人，尽管实际上是她在当家，但在人前人后处处把张木匠当“户主”，所以见到张木匠，决不能铁板着脸，而是采取商量口吻，争取他同情女儿的婚姻大事，必须先把艾艾婚事的利害得失摆清楚，让当父亲的为独生女儿的幸福权衡。她在这场戏里的最高任务是争取丈夫与自己站在一条船上，成为支持女儿美满婚姻的同盟军。而在方式方法上又毫不生硬。因此，张木匠开始一听是燕燕做媒要把艾艾嫁给小晚，几乎要大发雷霆，经过小飞娥一番肺腑之言，他竟说出“随你随你”，高高兴兴又去调龙灯。当她帮助女儿说服了张木匠以后，还追到门口，为了把丈夫的答复落实，敏捷地敲钉钻脚补上一句：“那么算数了啊！”可见她对女儿的婚姻自主采取了积极行动，而且很会体贴被说服的对象，也善于辞令。我把她表现成一个民主色彩很浓的母亲，她热情开朗、聪慧明理，正因为自己有过痛苦的经历，是个过来人，才积极支持女儿。再不是那种哀哀怨怨、寡言笑，常年沉湎在个人痛苦里不能自拔，凡事丢不开放不下的“悲旦”了！
一个戏里细小动作的修改，也能体现演员对事物有了不同的认识。比如一九五二年参加全国戏曲观摩会演时，演到区长来张木匠家访问，我当时觉得干部是官，所以小飞娥一见区长，害怕得直往后躲。听见艾艾告状：“区长，我们对村长有意见！”我便拉拉她的袖子，心想：黄毛丫头见了官，怎么这样冒冒失失、不知轻重，可别闯祸。一九五六年为了摄制电影，将戏作了第二次修改，演到这里，我觉得小飞娥有强烈的翻身感，见区长来，心里应该很高兴，虽然也拉了一下艾艾的袖子，但含意完全不同，潜台词变成要艾艾懂礼貌，好好说，源源本本地说。一九五九年为建国十周年演出，第三次整理这个戏，演到见区长进来，我喜出望外，赶紧端把椅子请区长坐，意思是：您来得正好，快坐下来，我们一家子都有许多话跟您说。
这三次小小的动作变化，很具体地说明了我和领导同志关系有了显著改变。回想刚解放时，我见到文化局长也很拘束；过了几年，看见党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敬重，但是自己在旧社会是个艺人，总有点自卑心理，所以尽管心里一团火，表面上反而比较矜持；当我快要入党的时候，感到党是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什么话都想和组织上倾诉，不管见到哪一级的党的领导同志，觉得这就是依靠，尽管只握了握他们的手，没有说话，而心里的话，却滔滔不绝。根据自己感情的变化，自然而然就觉得原来的表演不对头、别扭，于是，就寻找更恰当的动作来表现。
但是，只演小飞娥这样的现代人物，还是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现实要求。小飞娥的贯串动作仅仅是不让女儿重蹈复辙，不再受封建婚姻之苦；而《鸡毛飞上天》里的林佩芬的贯串动作是必须使党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教育方针取得胜利，她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一位闪耀社会主义光辉的人物。我演小飞娥时感到吃力，后来饰林佩芬就更加困难了。这两个人物的思想差距很大，从小飞娥到林佩芬，对我来说是相当艰巨的一步。
林佩芬
一九六○年初我们从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回来，参加上海市文教会议，听到先进工作者吴佩芳老师的发言，激动不已。领导上要我们把她搬上舞台，我们知道根据自己的思想水平来表现这样的先进人物，有许多障碍，但是刚从部队回来，被人民解放军的共产主义风格深深感动，又在文教会议的热烈气氛下熏陶，人在东风中，我们决定借东风、乘东风来破浪。决心通过这个戏，进一步使自己兴无灭资，决心给自己一些压力。当我上台表示态度的时候，又激动又忐忑，因为一方面跃跃欲试，一方面还有些战战兢兢。台下一鼓掌，我想我们上了马，必须快加鞭，当时，我们的创作集体在党支部的大力支持下，有个共同的想法：“这样好的老师，这样好的思想，一定要赶紧搬上舞台！”在革命气势和创作激情推动下，从写剧本到第一次演出时间不长。在排的过程中，我们被党的伟大的教育方针深深感动，被生活中许多先进人物的精神深深感动。第一次连排的时候，林佩芬给虎荣讲故事，唱到旧社会不许穷人学文化，我唱着唱着喉咙就哽塞了，无论如何唱不下去，停顿了五六分钟，只听见台下也一片唏嘘。排完以后，舞台队的李志堂同志对我说：“我们舞台队的人成天生活在排演场，看戏很少流泪，尤其是看自己团里的戏，但是今天大家都哭了。林老师的经历使我想起许许多多对比，实在忍不住了。旧社会，哪有我们念书的权利，可是现在，我六个孩子，有了国家补助，全部上学。我一边看一边想，对我们这样好的社会，不掏出心来干是不行的。”
曾经有人让我谈谈给虎荣讲故事那段戏何以感人？那段戏我演起来也感到很舒服，因为首先宗华同志写得很有激情。至于我那段表演，的确没有什么技巧可谈，第一次排到这里，我就联想到自己童年的一段生活：因为家贫、幼年丧母，被抵押去学戏，九、十岁的时候，就给两个剧团当童子生，一个剧场在市中心，一个剧场在南市，相距很远，来回没有车钱，自己又不识字，不知道从哪条街到哪条路可以抄近，于是，我就只好采取傻办法，跟着电车轨道绕道走。诸如此类，吃了不少睁眼瞎子的苦。直到解放后，才真正得到了文化。这些方面，我和剧中人有同感，所以，每当唱到：
“听人家读书声琅琅，
她是朝思想来夜成梦，
只盼望，有一天能堂堂皇皇进课堂。
学堂外有棵老梅树，
她站在树下望课堂，
花开望到梅花落，
花落望到再开放；
…………
望得她眼穿颈骨痠，
还是不能把学上。”许多往事就像映电影似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已经分不清是角色的台词，还是我心里的话，唤起了强烈的真实感。
但是，先进人物有些想法，由于我的政治修养不高，就不容易理解。比如林佩芬第一次给孩子们上课，四十分钟一节课，二十分钟就讲完了，小朋友淘气，落后家长捣乱，与她合作的青年教师陆琼又任性地撒手不干了，弄得她手足无措。正在这个时候，街道办事处杨书记进来。最初，演到这里，我一见她，患得患失的情绪便冒出来，委屈地哭了，觉得自己好心好意为大家服务，却落得一个孤立无援。每次演到这里，观众必笑，观众一笑，我就发愁：为什么我在哭，台下却笑呢？领导同志也提出：“有些效果不太正常，你们考虑一下。”于是，我就跑到吴佩芳老师那里，问她：“你第一次上课讲不下去时是怎么想的？”她说：“当时顶难过的就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我哭了。”原来她是这样想的，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后来我演到这里，一见杨书记进来，就抱愧地想向她检讨，没想到杨书记还肯定我坚持了二十分钟的成绩，于是心里对党更抱歉更难过，这是多么宽大的“表扬”，我想组织是如此地信任，自己却不能胜任，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的期望？！才控制不住哭起来。演员的情绪基本上对了，观众席里的效果也正常了。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如果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彻底，有个人主义情绪，就不能透视英雄的心灵。
在生活中，吴佩芳和许多优秀的人民教师最大的特点，就是阶级感情炽烈。他们对待顽皮的孩子有着很大的耐心。有一次一个孩子往吴老师脸上吐了一口痰，接着又往她脚上撒了一泡尿，而她却仍然没有生气，两眼炯炯地盯着他看，孩子终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就从这个动作中发现了转机，高兴极了，毫不介意刚才那些无礼的举动，逢人便说：“他知道难为情了！”
所以，我演林佩芬的时候，也尽量突出她的阶级感情。当虎荣往我脸上吐一口唾沫以后，发现孩子的目光不敢正视我，我的眼睛霎时一亮。这时，顾婉贞在旁边冷嘲热讽地说：“林老师啊，这个野蛮小囝怎么教得好，一口唾沫把你吐得一头一脸，幸亏被我看见不要紧，要是被别人看见，就要说这是你老师的成绩了！”我斩钉截铁而又泰然地说：“一定教育得好！”孩子的唾沫并没有伤害我，倒是顾婉贞满嘴的“流氓”长“流氓”短，深深地刺痛了我。工人阶级子弟岂容资产阶级如此鄙薄，身为人民教师，一定要为工人阶级争口气！对顾婉贞我还是考虑团结关系，没有发作，但是她走了以后，我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激动，原来听了顾婉贞的讽刺以后那段唱是用的“更青韵”，唱起来感到无论如何不能表达林佩芬当时的激情，觉得一定要把主题“鸡毛飞上天”这句词加进去，把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唱出来。从角色的激情出发，我就大胆地把整段唱改为“天仙韵”，又用了沪剧传统曲调里没有的“快流水”，把昂扬急迫的情绪表达出来。每当我唱到“穷要穷得有志气，定要鸡毛飞上天”时，总感觉台上台下一片热风迎面扑来。
我演林佩芬的时候，常常想怎样通过一些细节，比较饱满地来表现新社会老师对学生的阶级深情。
当林佩芬到虎荣家去，发现虎荣这孩子把解放军的英雄行为与七侠五义的江湖作风同等对待，我演到这个地方好像心里被刺扎了一下；看见虎荣老是把衣服披在背上，好像江湖侠客，他偷了奶奶的钱买糖请客还自以为“劫富济贫”，我演到这里，真是又难过又焦虑；给他解下“披风”往他身上穿的时候，说了一句好似谴责实质心疼的话：“看你衣服从来没有穿好过，穿穿好。”
当虎荣捡了康儿的小盒子，后来知道那里面有三块钱，以为这一下谁都会把他当“贼”看待了，便拼命往外跑。我演到这里，一见他跑，拔脚就追，追的时候，一路上许多车辆从我身边经过，我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眼睛发直，只有一个目标——虎荣！所以听见虎荣前面有汽车喇叭声，便声嘶力竭地扑过去抓住他，那一瞬间，好像心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一抓到虎荣的手，我好像已浑身瘫痪，并不是在台上跑圆场太累，而是因为林老师总算追着了虎荣。
找到虎荣以后，林佩芬多么希望孩子诚实地讲出小盒子的下落，为了要他诚实，苦口婆心地作了许许多多启发，可是当虎荣终于说出：“我去拿小盒子”时，林老师反而痛心地问了一句：“那个小盒子果然是你拿的呀？”看起来这是不合乎逻辑的语言，却深刻地道明了林老师的矛盾心理，她希望他勇敢地承认错误；又希望这件事根本不是他干的。所以水落石出以后，反而又有些痛心。林老师对孩子，应该既是老师，也是妈妈。所以她对学生，不能像一般的老师那样客观、“理智”。
当虎荣站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学生”时，我演到这里总是情不自禁地紧紧握着杨书记的手，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党，因为有了党，才使朵朵花儿向太阳。虎荣宣誓时那种颤声的童音，在林佩芬听来，是世上最好听的乐曲，它使老师忘掉了一切疲劳，使辛勤的园丁得到了安慰。
我演林佩芬，等于受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剧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我们仅仅开始敢于去表现先进人物，还谈不上深度。
我们的时代，英雄辈出，作为演员，我认为能演现代戏是最幸福的，它迫使我们去接触新人，迫使我们去考虑一些新的问题，而且要求不断地突破、不断地创新。我决心经常下乡、下厂、下部队，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思想炼红，更好地表现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