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拙劣再版 巴西军事当局制造假证据大出洋相 智利记者罗哈斯四评巴西当局非法迫害中国人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当年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拙劣再版
巴西军事当局制造假证据大出洋相
智利记者罗哈斯四评巴西当局非法迫害中国人员
新华社一日讯　圣地亚哥消息：智利记者罗宾森·罗哈斯在他写的第四篇评述巴西军事法庭对九名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的报道中，叙述了美蒋特务伙同巴西军事当局凭空捏造的诬陷中国人员的假“证据”一一破产而成为笑柄的经过。这位记者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的这个拙劣的政治迫害阴谋是希特勒制造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再版。
罗宾森·罗哈斯的这篇评述写道：
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下令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窃据了政权，然后嫁罪于共产党人，制造了举世公愤的荒唐可笑的审讯案。三十一年后，巴西军人以“共产党危险”作为他们发动政变的借口。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制造了“居留在里约热内卢的九名人民中国公民颠覆和间谍活动”的荒唐滑稽的审讯案。这次，巴西军人干出的这一肮脏勾当是根据美国政府的命令行事的。
在这一国际政治阴谋中，被选作受害者的有人民中国的两名新闻工作者、四名展览会技术人员和三位贸易工作者。这九名中国人员在被监禁期间，受到电刑和香烟烧灼。他们不仅受到巴西政治警察、而且还受到美国大使馆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的迫害。但是，在他们被监禁期间，这些国际反动势力没有找到任何足以加罪于他们的罪证。
在九名中国人员被监禁一个月后，美国特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制造”加罪于他们的“证据”。于是“罪证”便在台湾（蒋介石集团）“大使馆”里制造出来。在那里捏造了一封由一个什么“郑同志”从伯尔尼写给一个什么在巴西的“王同志”的中文信。发信日期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巴西警察局说：“中国人的这封信是在巴西搞间谍活动的确凿罪证”。警察局说，收信人是王进（九名中国人员中没有叫“王进”的——编者注），“此人已承认属实”。具体说来，这封信件要求“王同志”同五个巴西人联系，这五个巴西人都是“策划革命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若奥·阿马佐纳斯、林肯·奥埃斯特、毛里西乌·格拉波伊斯、马克斯·达科斯塔·桑图斯和军士小加西亚。此外，这封信还特别提到巴西军士保罗·普列斯特斯。由于有了这封信，这六个巴西人也机械地以与中国人相同的“罪名”被控。但是，台湾“大使馆”的这封假信的制造者犯了一个相当粗劣的错误，因为他们在信上注明的日期却在巴西人知道有保罗·普列斯特斯军士其人的前七个月，因为保罗·普列斯特斯只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巴西利亚同他的同僚举行武装起义时才成为新闻人物的。事情并不止于此。还有另一个矛盾：在九名中国人员四月三日被捕时，瓜纳巴拉州社会保安局的博希斯上校公开肯定说，已“在记者王进房子和汽车里逐寸逐尺作了检查，所以我们拥有一切证据来指控他们”。而四月份这一天，当博希斯发表这番谈话的时候，在搜获的文件中却没有这封臭名远扬的信札。这封信直到五月八日，也就是进行逮捕和“仔细检查”的五周之后才宣布发现的。起诉检察官鲁邦斯·皮涅伊鲁在随后的七个月中拒不敢说这封信经过专家和国际警察的帮助被证明是真的。辩护律师苏布拉尔·平托曾经再三要求他这样做，作为把这封信收入审讯文件的唯一方式。但是起诉检察官不肯这样做，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知道这封信是假的。这封信虚假到这种程度，以至许多具体证据表明，信中提到的六个巴西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中国被告，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中国人在里约热内卢。这封信的虚假性是这样明显，以至最后审讯那天，军事法官们都无脸正视这一丑剧，而一致赞成取消指控九位中国人“进行间谍活动”的起诉，宣布在捏造的信件中提到的六位巴西人绝对无罪。
但是，五月八日被巴西警察和军人列为控告材料的并不只是这一封信，陆军警察局长弗朗萨上校还断言：“九名中国人员进行颠覆活动最有说服力的罪证是密码信，因为这封信暴露了他们展开活动的整个计划。但是还有别的，我们拥有从中国人手里搜获的一份报告，报告里描画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军事图表。”弗朗萨上校走得太远了，不仅因为这封甚至没有用密码写的伪造信的可悲目的已经被彻底揭露，还因为他说的那份秘密“报告”原来却是人们可以在巴西任何地方都能买到的一位巴西陆军将军写的题为《巴西工事》的一本书。
但是，到五月八日这一天还出现了另一个“罪证”：一支自动手枪，带有一梭子弹。但也从未证实这支手枪是属于九名中国人当中的哪一个人的。
还据说，那封伪造“信件”不是单独寄来的，而且附有一份关于指示使用密写墨水的简短中文说明。辩护律师之一、伊瓦里斯图·德穆拉伊斯据理驳斥了检察官提出的说什么九名中国人曾经在伯尔尼受过三年间谍训练的指控时说：“显然，这九名中国公民是这一假想的间谍训练班里最坏的学生。试想，他们在经过三年的紧张训练以后，竟然必须向北京要求使用密写墨水的办法，竟然把一封信放在汽车的工具兜里整整放了一年，而且他们在受到警察追捕的时候，竟然不逃走，反而挺身而出说，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没有干任何事。照这些事实看来，这九位中国公民正与这里对他们提出的指控相反，他们并不是什么出色的间谍，却好象是替美国及其与我们近在咫尺的傀儡们从事反间谍活动的非同寻常的特务。”这位律师的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甚至法官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五月八日的丑剧达到无耻之极，弗朗萨上校竟然断言：“陆军警察局掌握了中国间谍同号称‘十一人小组’保持了紧密关系的证据。”但是，审讯卷宗中的文件表明，军事当局根本没有掌握同这一虚构事件有关的任何名单，这一指控是如此荒谬，以至起诉检察官本人在八月提出起诉书时也放弃把这一可能的罪名包括进去。
除了这些“罪证”以外，早已成为世界笑柄的还有那个所谓中国人员企图用来暗杀巴西政治家的注射致命液体的“注射器”。凡是看过这个案件的卷宗和文件的人都知道，并没有这样一个“注射器”，而只有一个小小的黄色金属管。但是，这个金属管并不危险，因为这是人们可以用不多几个克鲁塞罗就能在里约热内卢任何一个文具店里买到的圆珠笔的一个零件。
这样，经过巴西政治和军事警察头子们九个月对九名中国人捏造了种种谎言之后，起诉检察官为要求判处被告二十三年徒刑，只提出了一个物证：盖有新华社图章的十二张关于古巴革命的图片，正象任何国家的任何通讯社一样，这些图片是在全世界发行的。但是，九名中国人却以颠覆“罪名”被判处了十年徒刑。这是因为在巴西没有人权，人权每天都遭到美国国务院所强加的军事委员会的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