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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托律师辩护词揭露美蒋集团直接策动和参与对我人员迫害 美蒋伪造信件歪曲译文手法卑鄙之极 我人员行为正当非造谣诽谤所能抹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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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5-02-02
第3版()
专栏:

平托律师辩护词揭露美蒋集团直接策动和参与对我人员迫害
美蒋伪造信件歪曲译文手法卑鄙之极
我人员行为正当非造谣诽谤所能抹黑
新华社一日讯 苏布拉尔·平托律师在他为九名无辜中国人员所作的长篇辩护词的第二部分揭露,美国卵翼下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在巴西的“大使馆”直接策动和参与了对九名中国人员的罪恶的政治迫害。
辩护词援引了巴西外交部新闻顾问卡斯特卢·阿尔维斯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递交巴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一项备忘录,阿尔维斯在备忘录中引述了巴西外交部东欧和亚洲事务助理秘书长保罗·里奥·德莫拉对他谈到的关于蒋介石集团“大使馆”诽谤和诬陷中国人员的情况。备忘录说,据德莫拉当时说,蒋介石集团驻巴西的“代办”曾经在他面前诬陷王唯真和鞠庆东说,新华社代表“企图煽动居住在巴西领土上的中国侨民为他们国家所奉行的政治思想服务。”
辩护词指出,在两名中国记者得到巴西政府合法批准到达巴西后五天,蒋介石集团“便通过其驻巴西‘使馆’开始了一个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位公民的阴谋运动。”
辩护词继续引证巴西外交部一位高级人士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提供的消息说:“中国(指蒋介石集团——编者注)大使在本月二十七日拜会秘书长时,交给他一份关于两名共产党中国的记者王唯真和鞠庆东在巴西活动的‘备忘录’”。蒋介石集团的“大使”在这份“备忘录”中大肆造谣,无耻中伤新华社记者说,“在他们到来之后,与他们接触中发现他们不会讲葡萄牙文、也不会讲西班牙文、英文、法文,因此证明他们不能胜任象他们申请签证时所声明的那种任务。
“根据所获得的情报,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任何报道问题都没有兴趣,并且在共产党中国的报纸、杂志上或在电台广播中从未发表过他们所写的关于巴西的任何文章。因此,他们并未履行他们为了来巴西所作的声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应该成为主管当局关心的问题。”
辩护词驳斥这种诬蔑说:“请看这一文件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它说两名记者中的一个人(指鞠庆东——编者注)不会讲葡萄牙语,然而他不但会讲,而且会写。因此,这与实际情况是完全不相符的。”
辩护词在指出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在巴西工作期间曾经写过大量新闻和通讯的事实后说:说这些报道文章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播也是不正确的。蒋介石集团“大使馆”不可能也没有资格来做出那样的断言,因为它没有可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人类所拥有的现代技术的传播方法来刊登那些通讯、报道的情况。
蒋介石集团的卑劣陷害手法,当时曾引起巴西政府人士的愤慨。平托律师引证档案材料指出,巴西外交官谢尔苏·迪尼斯说:“我认为这项备忘录是恶意中伤的,不值得作任何答复。”他又说:“中国(指蒋介石集团——编者注)大使馆用书面文件的方式厚着脸皮要对完全属于巴西当局的权限的问题发表意见,或者自己主动要求要与(巴西)国家安全机关‘合作’,‘监视’完全得到批准并在政府对他们的入境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进入巴西的外国人的行踪,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辩护词说,“雷吉斯·贝登科大使先生得知这个备忘录后,更加增强了他的义愤,他有力地说:‘我完全同意不回答备忘录的建议。我的前任助理秘书长里奥·德莫拉公使就曾因另一个类似的交给外交部的文件措词无礼而亲自向(蒋介石集团的)李迪俊大使提出过抗议’”。
辩护词指出,蒋介石集团“大使馆”对中国人员的诬陷是见不得人的。它指出,中国人员在进入巴西后一直处于巴西特务的“监视”之下。“尽管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进行了这样连续不断的严密、顽固的监视,但是仍然没有调查出任何对被告的行为可以提出指责的东西,因为中国人的行为一直完全是正当的,循规蹈矩的,而且完全遵守巴西的法律。”
辩护词指出,虽然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当时的上述肮脏活动是徒劳的,但是,“四月一日武装运动(指颠覆古拉特政府的军事政变——编者注)的胜利又鼓励了国民党中国(指蒋介石集团)大使馆同革命当局(指巴西军事政变当局)一起,叫嚷必须立即逮捕被告,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最恶劣的罪犯,尽管直至当时,并没有能够举出他们似乎违反了国家法律的任何行为、事实或行动。”
辩护词谈到中国人员被非法逮捕的情况。
平托律师随后揭露了蒋介石集团伪造“信件”、指使它的特务在担任巴西军事法庭官方译员过程中玩弄歪曲译文等卑鄙手法来诬陷中国人员的罪行。在这方面,辩护词指出,关于那封自称是由一个“郑某”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从伯尔尼写给一个姓“王”的中国人的臭名远扬的信件,“不能承认这封信是真实的,因为它本身的内容带有明显的伪造的戳记。”它指出,“由于那些听命于国民党中国(指蒋介石集团)的中国人的行动,才有了这封信。”
辩护词引证了担任巴西军事法庭官方翻译的蒋帮特务西奥多·德·吴(即吴定文——编者注)蓄意歪曲一本据说是中国人员的日记的译文的一些段落。据揭露,吴定文曾经把日记中记下的“上午开小组会。《农民协会报》记者来交换意见”一句,别有用心地歪曲为“上午我们举行了一个农民协会的共产党员的秘密会议,当时他们就此讲了话,记者收集了消息。”他还把日记中的“收到说明以后将要来人的路线的电报”一句歪曲为“收到了一份关于为获得和掌握情报的一条新渠道的指示电。”
辩护词指出:“这是一篇纯属捏造的译文,是为了给人制造一个印象:被告是一些卑鄙的阴谋家,他们在纠集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会员准备进行颠覆活动。”它说:“法官先生们,在这些决定性的惊人事件中,可以看出伪造和骗局。通过这种伪造和骗局,被告就从勤劳、和平的人变成了危险的罪犯,但他们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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