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团结真分裂的面目大暴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反华书籍出笼
假团结真分裂的面目大暴露
大肆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猖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人们读了这本书，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仍然在那里作祟
新华社莫斯科二十八日电莫斯科最近公开出售由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一本题为《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反华书籍。这本书大肆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且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恶毒的攻击。它指名攻击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且给中国领导人扣上了一大堆政治帽子，诸如新托洛茨基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超革命、投降主义、理论上的民族救世主义、冒险主义、霸权主义、民族主义、主观主义、中国教条主义者、中国分裂主义者、现代教条主义者，等等。
这本由苏共中央领导人主编、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反华新书，再一次暴露了那些满口说是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的虚伪面目。他们嘴里说的是要加强团结，做的却是加强分裂；说的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做的是加紧反华宣传；说的是论战要“以同志的语气和有礼貌的形式进行”，“不要给人政治上戴帽子”，做的是“粗暴的无根据的攻击”，“用诽谤运动代替理论争论”。
这本书竭力鼓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再次说明，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招牌换记，贩卖的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老货色。
这本反华新书除序言外，共分三部分，九章。书中大量引证了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共纲领，并且在几乎每一章中都猖狂地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
这本书的序言攻击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折衷主义地挑选了一些不考虑现阶段的具体条件的估价和论点”，是“不能接受的和有害的”。它胡说这一建议是同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相对抗”的。它诬蔑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论点是“宣扬宿命论”，攻击中共领导人主张“通过武装道路‘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把战争作为‘推动世界革命’的手段”。它还诽谤中国领导人“企图为自己的领导权目的、为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目的辩护，而按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精神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理”。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与动力》，其中诬蔑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是“投降主义的观点”，“企图证明，似乎在世界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并“把农民宣布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
在第二部分中，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分析，以及根据这一分析作出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的集中地区的论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它说这一论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根本不正确的”，它“意味着使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担任世界革命过程的领导角色。这也意味着缩小劳资之间矛盾——资本主义的主要阶级矛盾——的意义。”
这本书为赫鲁晓夫投降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辩解，诬蔑说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路线的批评，就是什么“在发展世界革命方面指靠的不是群众斗争，而是军事行政方法，指靠的不是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思想优势，而是通过战争‘输出革命’的办法强制性地为人民‘谋福利’。”
这本书重弹赫鲁晓夫所谓“和平经济竞赛”的错误观点，说什么“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现在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它大谈苏联的成就，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中国国内情况则作了无耻的歪曲和诬蔑，说中国领导人“宣传的是普遍平均主义，无视物质福利问题，否认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物质利益原则。实际上，这样的方针是使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完全服从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它攻击中国领导人“要求竭力限制个性，限制个人要求和利益”，“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成兵营，在那里，消费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在那里没有个人利益的余地”。它甚至制造谎言，胡说什么“中国领导人实质上提出的要求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重新分配’苏联和其他一些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国家财富，以便把这些国家拉到某种‘平均水平’。”它歪曲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说什么由于这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就“不再相信用经济成就对世界革命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由此而产生责骂和平竞赛、拒绝和平共处、把武装斗争绝对化、寻求用战争推动革命的途径”。
在谈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时，这本书的编者大肆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错误言论，说什么“现在情况起了根本变化，通过比较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扩大了”。它攻击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否认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取民主斗争的必要性”，“按照北京的指示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起分裂主义的托派小集团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它胡说什么中国领导人“诽谤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推上冒险主义的道路”。它诬蔑中国共产党“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以世界热核战争作为革命的代价”，“不是为了每个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使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
在当代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它攻击说，“中国分裂主义者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反帝力量的潮流分割开，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宣布为似乎能使帝国主义崩溃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因素”，“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导致放弃世界劳动人民的阶级团结”。它说什么“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意见是，进行经济独立的斗争不能被看作是反帝革命斗争”，“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民族解放革命已进入新阶段”。它重弹赫鲁晓夫过去散布的胡言，说什么中国领导人主张用“步枪和大炮”来解决使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摆脱外国垄断资本压榨的任务、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的任务”。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的题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步伐》。这一部分用很大篇幅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时期里”的活动。它说赫鲁晓夫之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所谓“创造性发展”，诬蔑中国共产党企图把“教条主义公式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它攻击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攻击中国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它诬蔑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民族的经验绝对化”，“忽视其他国家的特点，企图把自己的死板公式和教条强加给各兄弟党”。
它颠倒黑白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把论战“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使论战“具有不能容忍的、粗暴的、侮辱性的非同志的性质”，“以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对立”，“采取某种政治战争形式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各国共产党并组织服从北京的党的宗派集团”，“把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独立国家之间散布不和，不平等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削弱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提出了有利于中国的重新审查苏联国境线的荒谬要求”。它还攻击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
这一部分还诽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作教条主义民族主义的歪曲”；“缩小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革命作用，而把农民提到世界革命力量的第一位”；“不可容忍地歪曲共产主义理想”，“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成某种象原始公社和兵营式军屯之间的某种东西”。它还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内“流行被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加深的左倾的和教条主义的观点”，中国领导人“在解决方针问题或具体行动问题时，不是根据着什么原则性信念（尽管那怕是不正确的信念），而是取决于他们为了民族主义利益所希望获得的好处”。
这一部分还特别公开指名攻击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关于“中间地带”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说什么“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同法、英、西德帝国主义者靠近的方针，他们甚至同南非共和国的法西斯政府勾搭起来了”。它还诬蔑中共领导人把“民族主义”作为自己“政策中的真正动力”，“它的表现形式是霸权主义——力图使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使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指望通过把其他党压在自己下面”、“中伤和孤立”苏共、通过给“苏联抹黑来取得这种地位。”
这本书的编者荒谬地提出，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对的危险思潮，“就其社会根源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就其政治目的说，是民族主义的，而就其意识形态观点说，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和接受了许多托洛茨基论点的”。
总之，这本猖狂反华的书籍中的一片胡说八道，都是从赫鲁晓夫的反华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仓库中搬出来的，除了造谣诬蔑，诽谤中伤外，实在没有什么新货色。人们读了这本书，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仍然在那里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