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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若干治理黄河流派的探讨余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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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5-11-02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历史上若干治理黄河流派的探讨余
  学干
编者按 黄河同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解放以前,它的下游决口十分频繁。在历代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劳动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治黄见解和主张。本文论述了历史上若干主要的治黄流派及其措施。历代的治黄经验,对目前治黄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河以含沙特多、暴涨猛落等特性著称于世。两千多年以来,它的下游(由孟津至海口)安流与否,对当时的国计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历史时期,有记载可考的决口泛滥计达一千五百多次,绝大多数发生在下游;其中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也全在下游。黄河下游决口所以如此频繁,除了它的自然特性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统治和近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对它治理不善或长期失治的缘故。
历代劳动人民在和黄河水害斗争中一直是主力军,担负了最艰巨的劳动。他们不仅保证了当时的具体工程得以完成,而且在工程技术方面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堤防工程一直是和洪水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历代劳动人民在治黄实践中曾经因时因地制宜,创造和兴建了多种多样的“遥堤、缕堤、格堤、月堤”等工程,在防洪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在治黄实践中,也出现过一些杰出的治水人物,如东汉的王景、清代的陈潢等。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曾为治黄贡献出一定的力量,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治黄问题历来是个大问题。尤其在决口或改道以后,必须谋求对策,因而提出各种各样的治理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几乎是全部针对下游的,极少涉及孟津以上地区,这反映了古人治黄认识的局限性,没有形成为上下统筹的全局观点。本文拟对历史上若干影响较大的治黄主张和方法,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主张恢复古黄河
在治黄的主张中,较早的是禹河派,也可说是复古派。
禹河,是黄河的古称。它是人们把它和大禹治水传说联系一起并加以理想化的,曾引起许多古人的憧憬和崇拜。它的河线,首见于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其中对孟津以下的河线记述得十分含糊,引起后人许多推论引申,异议纷纭,迄难定论。
就治理河道言,禹河被古人当作最完美、最理想的河道。恢复禹河论,在治黄史上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
汉鸿嘉四年(公元前十七年),勃海、清河、信都三郡的黄河决口,造成淹浸三十一县的严重灾害。禹河派为此发表了很多议论,并对一些不合禹河原则的治河方案,断然加以否定。
当决口初期,孙禁曾提出由笃马河入海的改河方案,立即遭到许商的反对。许商认为,当时黄河泛滥离不开“古说九河”区域,而孙禁建议的笃马河不合于禹河旧迹,不可采用。但是,许商并未提出一个代替的办法。与此同时,李寻和解光也认为,可乘黄河决口的趋势,让河道自己找寻禹河故迹。这个主张适应了当权派的胃口,“于是遂止不塞”。
稍后,以研究《禹贡》著称的平当,再一次提出了治河应按禹河原则的主张。他说,九河现今都湮没了,按《禹贡》的办法来治水,只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阻塞,因此应该广泛征求擅长疏浚的人来治河。但是,无人应征。
再后,出现了黄河史上颇为著名的贾让三策,其中的“上策”就是:遵大禹之法,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河从黎阳(今河南浚县)遮害亭北流入海。这个以大改道、大移民来实现禹河的主张,和许商、李寻等人的见解相比,可算稍胜一筹。可是,这个计划必须毁坏大量城镇、田地、房屋,是根本行不通的。执意复古,脱离实际,可算是禹河派的典型。
贾让以后,这种向往禹河、醉心复古的,历代都有。如宋代的李垂、张商英,明代的江良材、黄绾,以及清代的胡渭等人,在他们的言论里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反映。
恢复禹河论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历史上从未能实行。这种盲目崇古的议论,往往打搅了其他较为正确方案的讨论和实施,对治河工作十分有害。
复归原道与改行新道
历史上每当黄河下游决口急谋对策时,主张改行新道与坚持堵口复故,常常争论不休。
北宋时“北流、东流”的争论,曾吵嚷了四十多年,并曾进行过三次大举“回河”工程,企图复归故道。由于这些做法违背了地形、水势的客观规律,结果都失败了。
在这一时期中,黄河由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吴决口,夺流北趋,出现了通顺就下的形势。经过了八年冲刷的结果,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迅快非常。当时范百禄等认为,这是一百多年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①。但是,当时朝廷当权派并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仍然迷恋“回河东流”,终于错过了因势利导、及时整治的时机。
元代贾鲁治河在堵口技术方面有所创造,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主张也是经过反复争论才得实施的。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河决白茅堤(山东曹县)后,访求治河方略,一时议论纷纭。有以贾鲁为代表的必复故道的意见,有以成遵为代表的故道不可得复的意见。宰相脱脱支持了贾鲁,终于实现了疏南河,塞北河,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可是几年之后,黄河还是冲向东北,东平等地仍然经常被灾。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力求确保漕粮北上,避免黄流妨运,所以对于黄河逢决必堵,原道必复,成为当时唯一不二的方针。
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黄河从河南兰仪(今兰考)铜瓦厢决口,东北流向山东,袭夺了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其后逐渐形成为现行河道。在决口初期,清王朝按照决了就堵的方针,曾命令努力堵合。但是,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在高潮,清王朝处于军费庞大、财政拮据的困境,又害怕一旦兴工聚集数十万民夫可能引起起义。因此,这个工程没有实施。
在这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回复故道的建议仍经常有人提起,也迭有争论。而当时的黄河,舍高就下,改行新道,已属形势所必然。某些人还想复回故道,这只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想法。
分道行洪,多途归海
黄河下游,历史上通常是两道或数道分流入海,有的是自然形成(包括决口后的新道),有的则是人工开辟,有的自成系统,有的则汇入别的河流同归于海。
这种异道分流的作用是,汛期泄洪,避免暴涨决口,减轻水害;在一定条件下,泄洪即以排沙,减少主槽堆积。
西汉时屯氏河的通塞,生动地说明分流与否的利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瓠子河堵口后,黄河复于馆陶决口,分流为屯氏河,宽深与黄河相等,东北流向章武(今河北沧县)入海。屯氏河分流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无水忧达七十年。永光五年(前三十九年),河决清河郡灵县(今山东高唐)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流。其后数年,冯逡指出,清河郡处于黄河下游,地势低洼,土质松散,难以御水。其所以长久未遭大害,就是因为屯氏河畅通,两川分流之故。后屯氏河淤塞,黄河—川兼受数河之任,即使高增堤防,亦难排泄。因此,他建议复开屯氏河分洪,以备非常。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三年,黄河果然在馆陶等处大决,造成淹浸三十二县的严重灾害。
黄河的部分水量从河南荥阳经汴水、济水分流,由来已久。汉平帝时(公元一至五年),河、汴决坏,未加修治,遂侵入济河,泛滥数十县,汴、济流域多被水患。
后来,王景等治河,其主要设施之一是使河、汴分流,复其旧迹。将黄河全流决入汴、济的局势加以改善,即部分地分入汴、济二水,减轻主流负担。
由此可见,历代治黄效果虽各不同,但分道入海则是通常存在的客观事实,也是治黄的重要方法之一。
洼地滞蓄,堤内放淤,滾坝溢洪
东汉以前,黄河下游有不少滞洪洼区。如《禹贡》有“荥波既猪”的记载,表明荥泽曾经是潴滞洪水的洼区。又如内黄县有泽,周围数十里。这些洼区后来都淤成陆地。但是,人们对于洼区滞蓄足以减轻汛期洪水灾害,记忆犹新,仍然提出设置滞洪区的建议。西汉时贾让主张,治理河道,必定要留下一些卑下的地区,“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②。稍后,关并说得更为明确:“河决率常于平原(郡)、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水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约在今河南滑县境),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③
贾让、关并的主张,都未实现。其后,有关洼区滞洪的记载不多。沿河有些洼区往往为地主豪绅掠夺占垦,影响河工。
东汉以前的河堤,一般是近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人民在堤内耕垦,“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逐渐形成堤内筑堤的重堤局面。民间熟知淤地的利益,不惜与水为邻。王景从实地勘查,采取了规格化的措施:重堤放淤兼以滞洪,“十里立一水门”,汛涨时沙随洪出,汛平时沙停水流,外堤拦水,回注主槽。这项堤内放淤的措施,后世也曾采用。如明朝万历年间曾在江苏邳县实行。
明朝中叶以后,在黄河下游又采取堤上修建滾水坝泄洪的办法。它是反掉分道入海,确定单线独流、筑堤束水新形势下的产物。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议创建滾水坝以固堤岸”说,夏秋雨水较多,河水暴涨,奔溃之患有所不免。他建议在今江苏泗阳县选择几处土性坚实的堤段一侧,建筑滾水坝,比大堤稍低二三尺,宽三十余丈。“万一水与堤平,任其从坝滾出,则归槽者常盈而无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泄而无他溃之虞,全河不分而堤自固矣”。他又举决口夺流和滾坝溢洪相对比说,“决口虚沙,水冲则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夺河。(滾水)坝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减盈溢之水,水落则河身如故”。
从万历直至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之前,二百七十多年中,由于基本形势未变,治理方法也大略相同,滾坝泄洪一直是河工的必要措施。清康熙时又大加推广,上起砀山,下迄淮阴,或坝或闸,广事兴修。可是,就记载来看,由于奉行治河服从于保运的方针,所以坝、闸尽管泄洪,决口仍未少减。
总的说来,洼区滞蓄、堤内放淤和滾坝泄洪,做法不同,效果各异,但其有助于削减汛期洪涨,减少主槽淤积,则是共同的。如果结合其他一些措施,灵活运用,这些历史经验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治黄服从保运,治河变成防河
南北大运河在元朝即已全线沟通,但当时的南粮北运大都依赖海道,并不依赖运河。明初永乐定都北京后,对南粮的需求日形重要。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当时唯一的运输线。确保漕运畅通,是当时的头等任务。
运河为人工河道,航运所需水量,常患不足。黄河从西向东,必须穿运归海。在明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运河改道泇河之前,徐州至邳县直河口之间的黄河,曾长期兼作运道。在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中运河建成以前,直河口至淮阴的黄河,同时也是运道。
在上述历史时期中,徐州以上的黄河经常决口,一经夺流,徐州以下的河槽即行断流。封建王朝恃为生命线的漕运,也就中断。还有,河南黄河决口后也常常流向东北,冲断山东寿张县的张秋运道,挟持运河有限水量一同东流归海。运河成了枯河,漕运随之停顿。
面临这样经常出现的河决阻运的严重局面,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把确保漕运放在第一位。明朝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年),河决封丘金龙口,东冲张秋运道。次年,明廷派刘大夏前去修治。敕书指示说:“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这正充分地说明了当时封建统治者治黄的根本目的。
弘治敕书实际上是明清两代对待运河、黄河的总方针、总政策。在这样以治黄保运为方针的指导下,当时河官的主要任务是力求防止黄河给运河捣乱,治河变成了防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具体河工技术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创造,但是防字当头,保运第一,牢牢地束缚住河工人员的思想,使他们难以有所作为。
明清两代,为保运而防河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每年防汛,十分紧张。结果不仅灾害没有减少,而且“悬河”形势日益严重。辛亥革命之后以至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河患更为经常,有人统计,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有一次决溢,达到历史上黄河决溢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有关治河的意见主张虽然不少,只是由于政治更加黑暗,所谓治河,只能是纸上空谈,无补实际。
由于历史、社会等等因素,加上黄河本身的自然特性,黄河形成了长期失治的严重痼疾,蒙受了害河的恶名。它直到一九四六年回到人民的怀抱,才得到苏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采取了强化下游堤防,扩大河道容量,加强防汛等等措施。解放以来,它已确保安流,没有发生过决口。但是,一个长期患病的躯体,要想完全健康,还须经过一段时期的彻底治疗。完全可以预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黄河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华北大平原,变害河为利河,刷新它的历史。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
②③《汉书·沟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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