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革命宣言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革命宣言
艾延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周扬及其一伙，在《文艺报》上抛出了《题材问题》专论这棵大毒草。无独有偶，也就在这一天，“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打出了《欢迎“杂家”》这面大黑旗。这边鼓吹，题材有“继续扩大之必要”；那边叫嚷，“杂家”对各项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两股妖风，一出双簧，共同提出了所谓“广开文路”的问题。
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一清二楚了。
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演出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阶级敌人也紧相呼应，刮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憋不住了。这边，“三家村”一帮得意洋洋地叫喊“腊鼓鸣，春草生”，一个个“破门而出”，准备“大干”一番。那边，周扬一伙为了迎接他们“春暖花开的时期”，公然竖起了“广开文路”的旗号，拚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路”怎么“开”？关键在于题材，即写什么，画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的问题。老谋深算的周扬深深懂得：打出了“题材广泛”的旗号，争取到了大肆放毒的“完全自由”，那么，各种牛鬼蛇神就可以充分“活跃”了，各种毒草就可以充分“兴旺”了，一句话，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舆论的目的也可以如愿以偿。在这种气候下，《题材问题》专论适应各种牛鬼蛇神的需要，及时出笼了。
《题材问题》专论，是由周扬在《文艺报》的代理人遵照他的旨意执笔起草，由周扬一伙的二号头目林默涵反复加工修改，最后经周扬亲手批改定稿抛出的。他们合伙炮制的这棵大毒草，是周扬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革命宣言。
“一切”“一切”：向牛鬼蛇神发出动员令
周扬一伙在《题材问题》专论里，大声疾呼：
“把一切文艺武器掌握起来”。
“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把一切可能性利用起来”。
“使一切才能、一切专长都能得到发挥”。
连珠炮式的四个“一切”，其嗓门之高，劲头之足，是空前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当时，正是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时期。革命的文艺，应当满腔热情地去反映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和阶级敌人，和自然界的敌人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周扬一伙所谓的要“掌握起来”“调动起来”“利用起来”“发挥”起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干什么用的呢？
认真研究一下《题材问题》专论打击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鼓吹的是什么，问题就明白了。
周扬一伙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拚命反对，一概否定。
你要迅速反映当前的革命斗争，为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吗？他们就说这是“图解政策条文”啦，是把“新闻报道形象化”啦，是把“重大事件舞台化”啦，是“华而不实的作风”啦，等等。一言以蔽之：糟透了。
你要努力描写社会主义重大题材吗？他们就捏造说，大炼钢铁的时候“只能”写钢铁，大办农业的时候“只能”写农业，太“单调”了，太“狭隘”了。
你要热情歌颂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歌颂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吗？他们就说这是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使什么“喜剧性、讽刺性的题材，描写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的作品”受到“压抑”了。
周扬一伙对文艺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万分热心，统统肯定。
谁要是禀承他们旨意，背离工农兵方向去搞什么“多样化”，他们就大加吹捧，一概称之为“有益的尝试”，一律受到他们“充分的尊重”。
谁要是实践他们的主张，去写什么“家务事、儿女情”，什么“山水花卉、鸟兽虫鱼”，什么“天上的神仙、地下的动物”等等，他们就拚命鼓掌，说这类东西“能够使人们得到健康的文化休息和美的享受”，“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的多方面的需要”，因而统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领域”。
对革命的文艺是百般扼杀，对反动的文艺是竭力提倡，周扬一伙恨什么、爱什么，反对什么、鼓吹什么，是何等的鲜明！
周扬一伙要“广开”什么“文路”，至此清楚了。
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文艺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是根本对立的。要“开”社会主义的“文路”，就要荡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的污泥浊水；要“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的“文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的斗争。
周扬一伙叫嚷的四个“一切”，是向“一切”牛鬼蛇神发出的动员令，要他们拿起“文艺武器”，调动“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周扬叫嚷“以批判的态度”大写“历史”，就是号召牛鬼蛇神用历史剧、历史小说为武器来“批判”我们的现实，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周扬叫嚷“为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要”而去进行“一切有益的尝试”，就是号召牛鬼蛇神用地主资产阶级所欣赏的那一套东西，引诱革命人民沉溺于“家务事”，缠绵于“儿女情”，迷恋于“山水花卉”之“美”，脱离革命，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和平演变”过去。
周扬一伙胆何其大，心何其毒也！
“自由”“自由”：给毒草出笼大发通行证
周扬一伙有着“丰富”的反革命的政治经验。他们十分懂得：要使“题材广泛”论畅行无阻、广为兜售，要使有“志”于反党之“士”的“一切才能、一切专长都能得到发挥”，不受“冷淡或压抑”，首先要向无产阶级争得政治上的“充分自由”。
周扬一伙喋喋不休地叫嚷：
“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情况，自由地选择与处理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任何题材”。
“采取这种题材或那种题材，这不但是作家的充分自由，也根据作家的不同情况，不能强求一律”。
“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题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自由”，“自由”，他们的“不自由”之感好强烈，要求“充分自由”的呼声好激昂呵！
毛主席说：“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毛主席制定的文艺路线，为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文艺工作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为什么周扬一伙却口口声声叫嚷不自由呢？要那样起劲地向党向人民争自由呢？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党和人民只给文艺工作者“积极地亲近工农兵”，“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不给高踞在群众之上反人民的自由；只给“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不给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草的自由。这对周扬一伙猖狂的反党活动，是个“压抑”，对他们大量炮制毒草的“创作情绪”，是个“破坏”，难怪周扬一伙要声嘶力竭地叫嚷不自由，千方百计地起来争自由了。
周扬一伙说：既然要“百花齐放”，那么作家艺术家写什么都可以，“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我们说，这办不到，人民群众不会给这样的“自由”。作家是阶级的一分子，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个作家注意什么题材，选择什么题材，是受他的阶级利益的支配的。毛主席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作家并不自由。从周扬一伙竭力抹煞社会主义重大题材的意义，拚命抬高“家务事、儿女情”等题材的身价来看，他们争的是给牛鬼蛇神干反革命勾当的自由，是要给毒草出笼大发“通行证”。对于这样的自由，我们断断不能给。他们越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就越有毒、越有害，我们就越要批判，越要斗争，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周扬一伙说，既然要“百花齐放”，就要“广开文路”，就要“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压抑”。我们说，这骗不了人民群众，他们不会上这个当。“百花齐放”是灭资兴无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它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工农兵方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开文路”，背弃工农兵方向的“多样化”，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这是断断不能允许的！至于说我们“冷淡或压抑”了“有志之士”和“有用之才”，那就要看“有”的是什么“志”，为谁所“用”的“才”了。对于一切有志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文艺工作者，党和人民从来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热情的鼓励的。相反，对于那些“有志”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士”，对于那些反共反人民的“有用之才”，我们要绝对地“冷淡或压抑”，如果他们死不悔改，我们还要踏倒他们，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坚定地这样做。
借口作家地位“特殊”，鼓吹描写“熟悉题材”，抗拒思想改造
作家世界观的彻底改造，阶级立场的根本转变，文艺队伍的革命化，是实现文艺工农兵方向的一个根本保证。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题材问题》专论的炮制者周扬一伙却大唱反调，竭力煽动文艺工作者抗拒思想改造。
我们说，作家艺术家也是普通劳动者，容不得半点特殊。周扬一伙说，不然，艺术生产是“一件很复杂、很艰苦的劳动”，作家艺术家有他独特的“个性、风格和写作习惯”，只能对他“无限尊重”，给予“特殊照顾”，丝毫不能过问。党要领导文艺事业吗？党要号召作家艺术家到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改造灵魂吗？他们就给扣上种种罪名，这叫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叫做“简单粗暴的干涉”。
我们说，作家艺术家要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就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进行长期的磨炼。只有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代言人。周扬一伙说，大可不必，作家艺术家只要以“领导者的地位”，居高临下，“关心”一下“社会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动态与心理”就够了；只要“以主人公的心情”，悠哉悠哉，“欣赏”一下“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事物”就行了。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的地位”，悠然闲适的“欣赏”者的“心情”，如此这般，还用得着和工农兵结合，进行痛苦的磨炼和改造么？
我们说，作家艺术家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周扬一伙说，完全不需要，无产阶级的作家应当以旧时代的作家为榜样，离开“阶级斗争漩涡的中心”，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这样，从侧面同样能“反映时代精神”。书斋不用走出，灵魂不用改造，喝喝清茶，耍耍笔杆，凭着“杰出”的才能，就能写出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的“杰出作品”来，如此轻松便当，什么学习社会，学习群众，学习阶级斗争，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
周扬一伙如此公开地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唱对台戏，制造种种借口，胡诌种种谎言，抗拒思想改造，目的是想把文艺工作者引到一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去，以拉拢队伍，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上的准备；以大放毒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上的准备。
打起了开场锣鼓，抛出了《题材问题》专论以后，周扬一伙为了制造声势，扩大舆论，加深影响，又四处奔走，积极活动。他们指挥《文艺报》搜集反映，组织“各界名流”举行座谈，指示报刊开辟专栏讨论。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各地的代理人，也争先恐后地忙碌起来，开会的开会，作报告的作报告，写文章的写文章，忙得不可开交。经过这一番苦心经营，果然“名流”极为“振奋”，“文路”一度“广开”。有的人兴高采烈，说什么问题提得及时，提得好，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有的人磨拳擦掌，说什么“领导有号召的自由，作家也有选择的自由”；有的人“悠然神往”，断然预言《题材问题》专论的发表，“必然促使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总之，牛鬼蛇神纷纷向给予他们充分自由的周扬表示感恩戴德，表示不辱“使命”，准备“大干”一场的决心。
《题材问题》专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了道。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各种各样的坏作品、大毒草，都在这个时候出笼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毒草，题材“广泛”，品种“多样”，花色齐全，组成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闹得乌烟瘴气，起了腐蚀群众、蛊惑人心的坏作用。“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周扬一伙炮制的《题材问题》专论这棵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流毒很广，影响很深，我们一定要彻底搞臭它，铲除它，挖掉它的根子，肃清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