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在文学座谈会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法捷耶夫在文学座谈会上
金 凤
中国文艺作家为欢迎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召开的文学座谈会充满了中国风味：那中国宫殿式的幽雅的客室，壁上悬着的描写着土改和解放战争的彩色木刻，桌上中国彩瓷的花瓶，盘中盛着的中国式的蜜饯糖果，杯中酌满煎好的中国红茶………法捷耶夫在到达北京参加了一连串的热烈的盛会以后，现在显然是很满意地享受着这纯粹中国风的和中国作家亲密交谈的愉快。他时时微笑着，现出了他的十分喜爱真正中国式事物的快乐。他一坐下来，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前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中国友人送给他的象牙图章，他试图打开它来，但没有成功，坐在他旁边的丁玲赶忙给他打开，并在纸上为他试印了一下，洁白的纸上赫然现出了鲜红的“法捷耶夫”四个字，他看着十分快活地象孩子般地笑了起来。周扬走了过来，要请法捷耶夫为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写一篇文章，他还在考虑着他是否会太忙，又知道他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到南京和上海去，但当曹靖华翻译给他听时，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说他要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写好寄来，在场的中国作家们听着都高兴地鼓掌起来。
座谈会开始了，主席丁玲热情地说出了中国作家对于法捷耶夫的心底的期望，她说：“我们一听见法捷耶夫同志要来，我们就喜欢得睡不着觉了。因为我们碰到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我们把很大的期望放在这次会面上”。她提出了文协领导下的青年作家创作组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能使思想（政策）、生活与文艺的表现技巧融会贯通？端然正坐着的法捷耶夫，深湛的双眼眯细着，注意地听着萧三的翻译，他凝神想了一会，用两手做着手势，他说生活和思想以文艺的技巧表现出来，这在一个作家身上是同时发生的：如何做得好，就要看作家的经验和劳动。这在诗的方面表现得很清楚，往往一两行诗中，表现了精微的深湛的思想。而思想和感情主要是从工作过程中产生和体会出来；依赖那生活经验和思想劳动的才能，就可以掌握那从工作中不断奔迸的感情和生活，并把它表现出来。他说起他自己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他有一次在莫斯科一家公寓的走廊上用着公共电话，听见了一个烫衣服的女人在唱着一首非洲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歌曲，唱的是那样的好，以致立刻引起他想到把那样一个女人写进他正在写着的小说中去，并作为一个儿子在前线反抗法西斯德寇的母亲在儿子出征后在家中唱着这样的歌而出现。
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理论批评工作十分不够，理论批评水平一般较低，苏联过去是否也有过类似情形？法捷耶夫的回答十分敏捷，他说不仅过去有过，就是现在，苏联文学上的理论批评工作总是比创作做得少一些。批评总是由党的方面提出来，为文学理论批评打开了一条路。理论工作落后于创作工作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那些理论批评家们很多是在大学学院中出来的，他们常常喜欢讲抽象的理论，喜欢讲过去的文学，喜欢讲过去外国的文学。听到这里，在座的中国作家们都忍不住笑起来，在中国，正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法捷耶夫又十分恳切地告诉着中国的作家们：任何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都是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文学也有它自己的道路。他说毛主席对于中国文学所指出的方向是十分正确的。
谈话转到了苏联作家如何进行政治的和艺术的学习？法捷耶夫叙述着苏联的初学作家，主要是在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创作组学习，领导的都是有声望有经验的作家，在这里初学作家们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学方面的知识和发挥他的创作才能的机会，如果事实证明他在创作方面发展前途不大时，他可以被分派去做文学教师和编辑。有许多作家是自学出来的，或是在文学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至于很多成名的作家则常到马列学院进行政治学习。同时作家最好的学习是阅读并尝试批评其他作家的作品，这样来锻炼提高他的政治和艺术水平。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当然，也有这样的作家，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之外不再读其他任何别的作品，但在同时，他也就是他的作品的唯一读者。”法捷耶夫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结束了这个问题的谈话，又一阵哄笑象暖流一样滚过这小小的房间。谈话愈来愈随便了。
当提出要法捷耶夫讲一讲他写作“青年近卫军”的经过时，法捷耶夫说，在起先有一个委员会，搜集了一大堆那些牺牲了的青年的同学、教员和亲戚所写的速记材料，他又到那矿山去住了一个月，作更深入具体的材料搜集。他有一个便利的条件是他在一九二五—二六年时在邻近的矿区做过党的工作，而自己也是十五六岁就出来打游击，有着类似的经历和生活体验，因此比较容易掌握材料；但在写时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人物很多，多是真人真事，但又不能写成一部传记，因此还是集中力量写几个主要的人物，并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上想象的成分，集中写几个实在的人物，把他们加以典型化，作为苏联青年一代的代表。
杯中的茶已换过几道，谈话愈来愈亲切，愈来愈深入了。周扬提出了中国文艺创作上目前发生的一个问题：在文学中如何很好的表现新的正面的人物，表现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领袖。法捷耶夫微笑着回答，这在苏联文学中也还没有达到完善解决的程度。这是因为在文学上目前还没有如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这样和领袖一般伟大的文豪足以写出领袖，因此在文学上描写领袖时就只能写出领袖的一个方面或某几点，而这还是在电影戏剧方面，借助于名演员的技巧，才能表达出来；在诗方面则借助于诗人的感情也能写出几分。这在文艺创作上是一定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要写重大事件有时就非写领袖不可，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一定要写拿破仑和库图索夫一样。至于写一般的正面积极人物，俄国文学传统中从普希金的尤琴奥尼金到契诃夫的剧本和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脉相承摹仿下来的，都是消极的、善良的、高尚的，但又无力改变世界的人物，到了高尔基才有了个大转变，创造了积极的、新时代的建设新社会的英雄，这是由于生活内容改变了，存在于这种积极人物的崇高的精神努力和他们改变生活之客观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已获得解决的缘故。他提到中国现在也有很好的条件，生活是如此的丰富，英雄的人物和事迹是这样的多，作家们只要深入观察和搜集材料，照着人和事物的样子写下来就是了不起的文学，但人是有发展的，写一个英雄不能仅限于真人真事，必须还要加上想象的成分，想象他远可能发展到如何程度，这就是说创作要有一定的远见，这也就是新的文学上的浪漫主义。
座谈会的空气洋溢着亲兄弟般的友谊，当问到一个革命作家往往担任许多别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解决工作和创作的矛盾？法捷耶夫回答了短短的一句话：“这是国际现象，没有办法解决”时，他和中国作家同时纵声大笑起来。他认为这是革命文学发展中的特点，一个作家同时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要成为作家的集体组织中的一员，要对初学写作者尽一定的指导和培养的责任。他说这损失只是数量的，不是质量的。整个讲来并无损失，作家虽在其他方面消耗了一部分时间，因此而少了一些写作的时间，但他也获得了一些东西，他可以尽可能写两三本最好的书，而不是写十本不好的书。
他又谈到苏联三十年来把苏维埃联邦各民族最好的作品都翻成了俄文，翻译的过程由三种人参加，先是由懂得两种文字的人直译出来，再请作家来修饰成为艺术品，最后请作者本人或名作家校对一次。这样的细致的翻译过程使中国作家们赞叹不已。而他谈到苏联的人民只要他愿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就可以不感到困难地阅读时，这样美好的远景也着实使中国作家们向往。法捷耶夫又十分热情的保证要把中国的许多新文学作品和古典作品译成俄文，他热忱地邀请中国文协派出几位作家到苏联去帮助翻译，他说只要翻成俄文，他保证会很快翻成英文法文，这样使中国文学能传布到全世界去。他的这种兄弟般的盛谊是每一个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