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湘剧《园丁之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晖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和持久的发展中，我国文艺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和一些坏作品展开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名为歌颂教育革命的“教改新篇”，实为吹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湘剧《园丁之歌》，就是正在受到批判的一出坏戏。
《园丁之歌》是在我们湖南一九七二年的专业文艺调演中出笼的。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一小撮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糟了”，污蔑教育质量“今不如昔”。在文艺领域里，他们反对学习、移植和普及革命样板戏，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园丁之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教育战线、文艺战线上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
《园丁之歌》写的是两个教师对一个所谓顽皮学生进行教育的故事。它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它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货；它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一
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园丁之歌》却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取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的主题歌——“百花园中花似锦，花红要靠育花人，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在序曲、尾声和剧中，以幕后合唱的形式出现了三次。它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园丁”主宰学校的一切。“园丁”是谁？俞英对方觉唱道：“好花要靠园丁育，你我共同努力把水浇。”显然，这个“园丁”指的就是俞英和方觉这样的教师，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园丁之歌》把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园丁”来歌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维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复辟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是党的辛勤耕耘，培育革命新苗欣欣向荣。同时，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团结、改造、教育和培养了教师队伍。我们的教师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很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教师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成就，都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结果。因此，要完成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由党来领导，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园丁之歌》根本不去表现党的领导，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园丁”，这难道不是为了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吗！
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的道统，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剥削阶级从私有观念出发，总是把知识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把学生视作教师私相传授的“门人”、“弟子”。因而，他们要鼓吹和树立“师”的权威。从孔老二的“师道尊严”到修正主义者的“教师中心论”，都是这样的货色。例如，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历来的儒家，就是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的。《园丁之歌》里的俞英不是也说，“看明朝桃红李熟一派丰收景”，大做“桃李满天下”的剥削阶级“园丁”之梦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权威凯洛夫，胡说什么教师是学校里的“园丁”和“中心人物”，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对学生都“具有法律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刘少奇一伙拣起这些封、资、修的破烂，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园丁之歌》就是宣扬这一条路线的。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学校和教师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教师是党派到教育战线为无产阶级教育青少年的革命战士，他们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传授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但是，教师为了改造世界观和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和同志的关系。《园丁之歌》把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比作“园丁”与“桃李”的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学校师生关系的严重歪曲。
当这种关于“园丁”的论调受到批判以后，有人竟然还辩解说：“《园丁之歌》里的俞英是共产党员，怎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不对！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实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那些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时尖锐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在《园丁之歌》里，俞英虽然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她推行的却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外，在剧中既看不到党组织的存在，又看不到俞英和党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把这样的一个人说成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者，显然是一种不分路线是非，混淆个人与党组织区别的糊涂观念。二 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鼓吹“智育第一”？这是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要地位。而刘少奇、林彪却鼓吹“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园丁之歌》就是为这一教育方针吹喇叭的。
在《园丁之歌》里，方觉成天忙于抓“作业”、抓“考试”、抓“分数”，完全是一个“智育第一”的推行者。一开场，我们就看见方觉在眉飞色舞地批阅一份百分卷：“对啦！（打钩）对啦！（打钩）全对啦！”
“是棵好苗子”。另一方面，他把蔑视“智育第一”的学生陶利攻击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能成材的“锈铁”，抓不住的“野牛”。他恶狠狠地把陶利的小火车摔在一边，破口大骂陶利“不务正业”，“好逸恶劳”。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方觉是以智育作为选择“苗子”的唯一标准的。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歌颂的俞英态度怎样呢？她不但没有对方觉的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而且跟着方觉一道骂陶利为“锈铁”和“野牛”，为方觉的错误百般辩护，把方觉对陶利的“管、卡、压”，美化为对陶利的“严格要求”、“关心”和“爱护”。她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只强调文化知识，高唱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实质上就是赤裸裸地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能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首要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文化的高低。如果路线不对，文化再高，也只能为错误路线服务。《园丁之歌》不但把文化当做挑革命重担的唯一条件，而且它鼓吹的所谓“文化”，实质上仅仅指的书本知识。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知识。“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过去有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同志，他们在参加革命之前，没有掌握多少书本知识。参加革命以后，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挑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边干边学习，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反过来指导他们把革命干得更好。
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我们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我们批判《园丁之歌》宣扬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决不是取消智育，不重视文化。关键是看把智育摆在什么位置上，是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因此，学生应该努力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好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园丁之歌》宣扬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完全是骗人的幌子。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刘少奇、林彪疯狂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实际是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打掩护的。在《园丁之歌》里，俞英不是扬言要做什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转变”学生的思想吗？可见她也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她是在“耐心细致”地向学生灌输“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她搞的思想“转变”，不是向无产阶级转变过来，而是向资产阶级转变过去，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革命，而是复辟。
诚然，在《园丁之歌》里，俞英和方觉是有矛盾的，但并不是两条教育路线的矛盾，而是在推行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两种方法上的矛盾。他们二人都是主张把陶利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的，不过方觉主张压服，采取“简单粗暴”的“管、卡、压”的办法；俞英则主张诱服，披上“启发诱导”的伪装，实行资产阶级的人情感化和变相的“管、卡、压”。一个是硬，一个是软；一个是“打”，一个是“拉”。他们都是贩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如果说，方觉是一个蹩脚的推销员，那么俞英就是一个颇为能干的推销员了。三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园丁之歌》鼓吹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呢？我们从它对待两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上，可以找到答案。
作为转变人物塑造的学生形象陶利，虽然被歪曲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的“淘气”学生，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方向基本上是对头的。第一，陶利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表示长大以后也要开火车。方觉质问他：“读书为什么？”他回答：“为革命。”方觉又质问他：“玩小火车呢？”他回答：“也为革命！”这说明陶利有一个为革命而学习的明确目的，没有沾染孔老二“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素。第二，陶利虽然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但能制作出小巧的火车模型，说明他重视实践。第三，陶利对于教师方觉推行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和“管、卡、压”，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且进行了某些反抗。而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的学生形象小玲，则与陶利恰好相反。她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不但自己死啃书本，什么都不管，而且还拦阻陶利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抗，协助教师把陶利拉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来。剧本把陶利加以丑化，骂之为“小淘气”；而把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唯命是从的小玲予以美化，让她当上“学习组长”。这种颠倒是非的一褒一贬，究竟鼓吹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园丁之歌》宣扬的这一套完全是孔孟之道。二千多年前，孔老二的学生宰予对死啃书本不感兴趣，有时打起瞌睡来，孔老二就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樊迟要求学种庄稼和蔬菜，孔老二就骂他为“小人”。俞英和方觉，正是继承了孔老二的这种反动思想，竭力要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引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开门办学的革命行动，打破了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老规章，搅乱了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旧秩序。象俞英、方觉这类迷恋旧教育制度的人，总是千方百计要退回到旧的轨道上去。《园丁之歌》叫嚷什么陶利的“火车虽好离了轨”，就是指责陶利离开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轨；叫嚣什么要给陶利“引路”，就是要把他引向修正主义之路。其实质，就是要复辟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那一套，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湘剧《园丁之歌》出现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层建筑包括文艺和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列宁指出：“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联系斗争实际，认真看书学习，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文艺阵地，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