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韩故城”的历史看儒法斗争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郑韩故城”的历史看儒法斗争
河南省新郑县小高庄大队党支部　新郑县文化馆
我们新郑县小高庄大队位于“郑韩故城”的遗址上。“郑韩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当时，在郑、韩这两个诸侯国里，没落奴隶主阶级要复辟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个斗争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里，就是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郑、韩处于中原地区，在战国时期又处于秦国和关东其他五国之间，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目标。因此，这里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也特别尖锐。这里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策源地，决不是偶然的。春秋时期，郑国就出现了法家的先驱者邓析。邓析虽被杀害，他的“竹刑”却被采用了。战国初期，申不害在韩国实行变法，为时十多年之久。因此，在郑、韩两国，法家思想很有影响，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十分激烈。邓析被奴隶主贵族杀害了，申不害变法也遭到保守复辟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就诞生在这样的斗争环境里。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年——二三三年）所生活的年代是战国后期。那时，新兴地主阶级在不少国家中（如魏、楚、秦、韩）进行了变法，取得了政权。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搞复古倒退，大造复辟舆论，攻击法家变法，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奴隶制。《韩非子·定法》篇所说的“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就是对当时韩国新旧势力激烈争夺的写照。由于申不害没有提出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措施来执行“韩之新法”和“后君之令”，没落奴隶主贵族就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借口来破坏变法。结果，韩国变法成效不大，与同一时期“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的情况对比，就显得很差劲了。
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和韩国变法受到阻挠的教训。他认为韩国变法不彻底，是由于在变法的同时仍然重用了反动儒生，受了这些反动儒生的“仁政”、“礼治”等反动政治主张的祸害。因此，韩非总结和发展了秦国的商鞅、韩国的申不害、赵国的慎到等人的法治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治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认为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是巩固和加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防止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必要手段。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实行“因能授官，量功授爵”，“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的政策。韩非的一整套法治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创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韩非有力地批驳了孔孟之徒鼓吹的所谓“仁政”、“礼治”，痛斥这些都是“亡国之言”。他讽刺说，儒家美化上古，空谈“仁政”，就象小孩拿泥土当饭菜一样，只能是儿戏。如果哪个国君相信它，“大则国亡身危，小则地削主卑”。他明确地提出：要“不道仁义”，要做到“远仁义”和“君不仁”。他坚决主张“以法为教”。特别强调，对于那些搞复辟活动的“二心私学，反逆世者”，必须“禁其欲，灭其迹”，“破其群以散其党”，实行严厉镇压，使他们看到“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这就是说，要坚决抛弃儒家那套虚伪的“仁政”，用革命暴力来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的法治思想以及他对儒家“仁政”、“礼治”的批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提供了理论武器，对以后历代法家的反儒斗争也有很大影响。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历代法家包括韩非在内，都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仁政”、“礼治”的谬论。这套黑货被历代的反动派所利用。叛徒、卖国贼林彪也狂热地吹捧儒家的“仁政”，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林彪咒骂法家是“罚家”，攻击革命暴力是“暴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林彪一方面大讲“仁爱之心”和“宽宥原谅”；另一方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在一个早晨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和孔老二一样，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把“仁义”、“德”、“忠恕”叫喊得娓娓动听，是为了掩盖他那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面目，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经受过旧社会苦难的贫下中农深深懂得，反动统治阶级的“仁政”里面有劳动人民的千古恨，有贫下中农的血泪仇，更有阶级敌人磨刀霍霍的声音。就拿小高庄大队来说吧！解放前，剥削阶级一时一刻也没行过什么“仁政”，他们干的是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解放后，他们每时每刻都妄想变天，卷土重来。办互助组时，一个反革命分子就持刀谋杀农会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向大自然开战，阶级敌人就散布什么“治岗平地，断了风脉”，“办电办水，破了风水”的谣言。直到近年，还有阶级敌人暗藏匕首和剧毒农药，妄图进行阶级报复。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在与天斗、与地斗的同时，坚决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我们斗垮了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邪气，更加激励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夺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成绩。一九六八年粮食亩产量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一九七一年过了“长江”，一九七三年又“超千斤”，向国家交售粮食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四倍。今年又取得了夏季小麦平均亩产六百多斤的好收成。
“郑韩故城”儒法斗争的历史和今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以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反对革命，阴谋复辟，都要从孔孟那里取经学道。他们或者用唯心论的天命论制造复辟的舆论，或者用孔孟的“仁政”、“礼治”掩饰反革命真相。近代从曾国藩、蒋介石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来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经验，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