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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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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0-02-02
第3版()
专栏:

  解放以来
费孝通
去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我这一年》,谈了一些关于我个人思想的转变。随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来信,说我只说了转变经过,没有说明怎么会有这些转变的。譬如,我曾说我闹了一阵情绪,后来有了实际工作,才感觉到心安理得,真正开始了学习。但是,朋友问我,究竟参加了那些工作?为什么会使我自己感觉到有些进步?有那些进步呢?我一直想有一个机会,反省反省。现在清华的同学们都在做思想总结,我不该落后,所以在纪念解放时,再写此短篇,以作补充。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和朋友们闲谈,我一直用着,“我们怎样,你们怎样”的语调。当时中共统战部的一位朋友就说:“什么时候你不再这样分别‘我们’‘你们’,就好了。”是的,我想,我能自发的运用“咱们”两字时,统战工作才算真的成功了。这问题常常在我心上,但是“咱们”两字总是不容易出口。
新政协通过国旗那天,我和吴晗先生约定一同从城里赶回清华来参加庆祝新政协的大会。城里的会开得很晚,过了九点才散,我们老是挂念学校里七时已在开的庆祝会。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散会就拚命的把好消息带回来,买了两个烧饼在路上吃,到校已经十点钟。在不断欢呼声中走上台去,“咱们的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我的第一句话。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自然的用了“咱们”两字。新中国把“我们”“你们”消融了,成为“咱们”。
我记起这一段故事,因为这也许是一个钥匙。我和许多朋友都是解放之后才和共产党发生接触的。我们对于反动统治的厌恶是深刻的,但是以那时为止,我们多少认为和共产党只有相似的目的,所以是朋友。朋友之间只是携手,合作,而还缺乏一种“一家人”的感觉,所以有你我之别。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一种“进步的包袱”,自己以为很有主张,很有办法,要和共产党往来,比朋友更进一步,成为一家人,似乎会失去了独立性。这是一开口就是“我们”“你们”这一套的原因。
新政协对我的教育是极大的。最大的一点收获就是我开始很自然的用“咱们”两字了。这就是说,那一道鸿沟填实了。怎样填实的呢?主要是共产党的作风感化了人。共产党是有主张的,而且所主张的和我在解放前的主张是有距离的。我经过了长期学习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是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出发点的,是全盘的;继往开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问题的,是整体的;因为是全盘的和整体的所以能包括局部,指出片面的错误,因而说得服人的。所谓“服”必须是“悦”的,悦就是发现了真理的高兴。没有这一点就变了力屈。力屈就不甘心。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就是阶级立场。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是个靠薪水收入来生活的,事实上是被剥削的阶级,所以是可以有革命倾向的;但是浸染了很深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优越感,所以是富于动摇性和缺乏斗争性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他们是可以改造的,也就是说可以说得服的。新政协的成就,在我看来,就是使所有革命的人民都悦服于一个共同纲领。因为悦服了,所以“咱们”两字也很自然的流露在口头了。基本认识的改变才能有语言的改变。
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这一年中我参加了在一生中也没有参加过这样多的会。真可以说是集中学习。在所参加的会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对我说是学习政策的。这种会益处自然多,但是还没有另一种会为大,另一种的会是群众性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政策等一类事情上困难较小,但在和群众直接见面打交道的会上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不肯接近群众,有些胆怯;接下去是优越感,瞧不起群众。说得露骨一些,“走上层路线”是习惯的,“走下层路线”是陌生我的。我常常记得陈伯达先生有一次和我说的话:“知分子必须做做群众工作”。这是名医之言。让我举出一件极小的事来说明群众工作中可以得到的教育。
清华要开政治课,把我捉去负责,我不自量力的担任下来,因为我相信这是一种在学校里的群众工作。我主观上是一直很谨慎,既负了责任就得好好干。政治课开始时得定下一个学程进行的程序。那时我们几个负责人就商量,认为在听讲之前学生必须自学。我们有很多理由,因之觉得这个原则是很正确的。但是政治课一开始就有许多同学反映,要求先听讲再自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负责人展开了讨论,认为我们的原则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下去。同学们很不满意,我们就说同学“不对”。这里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自学和听讲先后的抽象问题,而是在具体情况中,那种做法对政治课进行得比较好的问题。我们这些念惯书本的教师们的思想方法总是容易“抽象”的讨论问题。抽象就是不去调查实际情况,研究一下为什么学生会“不对”的。
我们在政治课上天天讲要“实事求是”,但是一到自己做事时就从“应当不应当”的抽象原则来作决定了。后来在群众的不断要求下,我们不能不检讨了,检讨之后,发现同学们自学方法没有建立,学习时间不够分配,注重业务不重视政治课,依赖教师的习惯太深。在这些客观存在的条件下,坚持“自学在先”的原则是不切实际的,是犯了主观主义。我们必须先创设了可以“自学在先”的条件,才能贯彻这个原则。于是,我们把程序修改了,同时提出加强自学,精简课程等口号,后来在整个大学教学的改造中发生了作用。
这件小事里,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共同纲领里不写下“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也明白了为什么先要有新民主主义的道理。换一句话,我才初步领会了唯物辩证法。谁教育了我?不是书本,而是群众工作。这时再想起陈伯达先生的话来,才知道“实在有道理”。
我在社会上做事已有了十年。但是在解放以来,我得到一种新的愉快之感。以前我也负责过若干事情,我最感困难的是普通所谓“人事问题”。你如果要领导一件工作,一同做事的人多少会看成是“替你做工作”,因之领导的人也必须“给人家一点实利”。名,利,以及上进机会是实利。假如在一件工作中,做事的人得不到这些,就会有怨言。不但如此,干部中如果实利分配得不平均一些,怨言也就多了。这样造成了负责或领导的人必须占一块地盘,也必须排斥一些其他不是“跟自己”的人。结果造成了派系,派系之间也必然会倾轧,于是统名之曰“人事问题”。旧社会里很少机关不发生人事问题,因为这是发生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
解放之后,我开始和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团员一起工作。我也在许多小小的工作上负着领导的责任。使我感觉到愉快的就是这种“人事问题”不见了。为群众服务是每个人的责任,他们不会把一种工作看成是“为你做的”。“你没有我不成,所以得好好照顾一下我。”而是大家一起分工,把一件共同的事做好。这个基本观点一改变,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改变了。这里没有了以往对上趋奉,隐瞒;对下从容,包蔽这一类事了。在这基础上才有民主管理。我且不去发挥这种基础的许多好处,我只提到一点私人的感觉,就是做起事来愉快了。这种愉快的感觉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个要素。
有一位从新解放区来的朋友和我说:“到了北京,我才真的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我问他:你怎么会有此感觉的呢?他很简单的说:“每个人都在动了,都在变了。”
这是对的,我这里所写出来的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人所自己感觉到的改变。就是这每个人每个人的改变,使咱们能进入新的中国,新的时代。旧的社会就在这一滴一点,在每个人身上被淘汰,被克服。时间只有一年,所得到的必然有限的。我想只要每个人向着同一的光明的前途上进,这就是新生的力量,就是新中国的希望。 一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胜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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