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商鞅变法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何北言
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在阐述政治、经济两者关系的时候也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政治统帅经济，历来如此。战国时期的商鞅虽然并不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但是他在变法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用政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正在日益增长，但在经济上，奴隶主阶级还处于优势。因此，当商鞅实行变法，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的时候，遭到了奴隶主阶级的种种抵制和反对。奴隶主贵族坐享世禄，不纳税，不服徭役，不参加农业生产。他们横行霸道，仗势欺压劳动人民。他们的子女，养尊处优，游游逛逛，不务正业，当“游事人”。唯利是图的商业奴隶主，囤积居奇，大搞粮食投机。甚至有数以千计的奴隶主跑到国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反对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
为了保障新兴地主阶级经济的顺利发展，商鞅运用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打击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镇压了一批又一批不法的奴隶主；并且根据他们不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数，征收赋税，加重徭役负担。对于奴隶主贵族嫡长子以外的儿子，命令他们到指定的地方登记，把他们编进指定的住所，强迫他们服役。对于横行霸道和挥霍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用“重刑”制裁，严加打击。对于商业奴隶主，按照他们的人口，摊派差役。商鞅对奴隶主阶级破坏活动的坚决打击，维护了新的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意识形态领域，商鞅也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从思想上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商鞅认为，以儒家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是腐蚀人心、削弱人们生产积极性的祸根。“国用诗书礼乐……必贫”，“不用……必富”。当时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商鞅指出，“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这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讲儒家的诗书和纵横之术的人，就会影响一千个人都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不愿意为国家立战功。儒家大搞“以礼为教”，商鞅便“更礼以教百姓”，提出“以法为教”的主张。同时，“燔诗书”，明令规定：“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意思是说，不准奴隶主贵族四出游窜，散布儒家那一套扰乱民心的东西。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了专政，人们“喜农而乐战”。
“地广人寡”的秦国，“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要发展经济，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商鞅变法后，制定和实行了这样的政策：努力从事耕织，生产粟帛多的人，免除徭役；由于从事商业、手工业或懒惰而造成贫穷的，连同妻子都要没入官府做奴婢；实行“訾粟而税”，即按照农作物产量征税，免得贪官污吏营私舞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用给田宅、“任其耕种，不限多少”，三代免征军役等办法，从人多地少的邻国“三晋”争取劳动力。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劳动力大大增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除此以外，商鞅还命令各级政府机关提高行政效能，减少征用民力的次数，以保证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农业生产。
商鞅首先着眼于政治，使生产沿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向前发展。原来，秦的耕地面积不到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山林河湖的自然资源也“不尽为用”，“地方数千里”而缺吃少穿，是当时诸侯国中最落后的。商鞅变法后，经过十八年的政治变革和发展生产，“乡邑大治”，“国富兵强，天下无敌”，一跃而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封建国家。秦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新兴封建制度比奴隶制优越，并且显示了先进的政治促进生产的威力。
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商鞅，虽然并不自觉，但是能够坚决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去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商鞅变法，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尚且在政治上经过那样严重的斗争，才使新的经济获得发展。今天我们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政治上必定要经过更加严重的斗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商鞅虽然不懂得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但商鞅变法的实践却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能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肃清它的流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伟大成就；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