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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为政治斗争服务——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儒家反动史学的批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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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5-02-02
第2版()
专栏:

史学为政治斗争服务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儒家反动史学的批判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部大批判组
历史科学从来就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国历史上,代表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儒法两家的斗争,也必然要在史学领域里反映出来。儒家以反动的历史学为其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而法家则猛烈地抨击儒家反动的史学,以进步的史学为革新进步的路线服务。
唐初,武则天时期的刘知几是一个著名的法家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法家的厚今薄古、革新前进的主张,反对儒家的复古倒退的论调,为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舆论。刘知几写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集。在这部著作中,他大声疾呼“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批判了儒家反动历史学的虚伪性,把矛头直指孔老二,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敢于正视历史、正视现实的战斗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史学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和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占领史学阵地是有现实意义的。
武则天是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她执政前后,正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革新前进和复古倒退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是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和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始终站在革新派方面,是替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舆论的一个较突出的代表。
在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中,史学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唐初的豪强大地主,利用特权操纵撰史工作。他们收买史官,伪造历史,替自己的祖宗树碑立传,为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反动政治路线,大造舆论。刘知几对这种恶劣现象非常不满。武则天死后,他“退而私撰《史通》”,针对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提出了一系列与“流俗之士”尖锐对立的观点,以至“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把当时史学领域里的乌烟瘴气和孔老二以来的反动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矛头直指“流俗之士”的老祖宗孔老二。
《惑经》、《疑古》是《史通》中两篇有声有色的批孔论文。在《疑古》篇里,刘知几尖锐地指出儒家的经典都贯串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原则,因而记载历史,不是骗(“多诈”),就是瞒(“不实”)。他列举了十条疑难,具体论证《尚书》、《论语》等书所记的古代历史,“其妄甚矣”;并且斥责孔丘对历史人物的评论,“爱憎由己”,任意歪曲。《惑经》篇里,刘知几集中对《春秋》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并从各方面证明孟轲一伙对《春秋》的吹捧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孟轲胡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此,人们都把《春秋》当作是孔丘亲自编修的经典,儒生们无不把“春秋笔法”奉作编写历史的金科玉律。刘知几却断言:跟同时代的其他史籍相比,《春秋》“独为疏阔”,“厚诬来世”,是一部最坏的历史书。
《惑经》用事实揭露了《春秋》歪曲历史。明明是晋文公在今河南温县大会诸侯,把周襄王也当作一般诸侯看待,召去与会。《春秋》却把这一历史事件,歪曲成周襄王巡狩到河南与会(“天王狩于河阳”)。鲁隐公、鲁闵公都是被杀身死的,而《春秋》却只说“国君死了”(“公薨”),隐瞒了鲁国有七个君主先后被杀或被逐的事件。刘知几痛斥这种手法是对后世最大的欺骗。
刘知几认为,一部史书,至少应该使读者看后,对一个国家的兴亡,有个完整的了解。可是《春秋》对历史的叙述,残缺简陋得惊人。他指出,《春秋》对于晋国灭掉耿、魏、霍三国的历史事件毫无记载,而对于有六只鸟倒飞过宋国都城的传言却大书特书。“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怎能说是“善无不备”的典范呢?
刘知几相信《春秋》是孔丘编修的。因此,他对《春秋》的抨击,矛头直指孔丘。他指责孔丘蓄意愚惑当代,欺骗后世,这种精神在当时是极可贵的。尽管他不可能从政治路线上来批判,看不清《春秋》耍这一套把戏的根本目的是“克己复礼”、复辟倒退,却痛斥了孔丘的恶劣品质和不学无术。他把《春秋》和同时代的各国史籍作了一番对照,指出《春秋》里有好些文字连原文中的错字漏字,以及时间颠倒、顺序混乱的地方,都是照抄古籍原文,甚至经人指出,孔丘还强词夺理,拒绝改正;对于史料的真伪也不加甄别,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于缺乏现成材料的历史重大事件,又懒于下功夫去搜集资料。刘知几指出,孔丘“无所用心”,充其量不过是个蹩脚的抄书匠。刘知几还进一步责问孔丘,要是老老实实地抄书,倒也算了,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吹捧一些人,攻击一些人,有的事照抄,有的事又删掉呢?他还尖锐地揭发,《春秋》对鲁定公到鲁哀公这一段历史更是含糊其词。这是因为孔丘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担心说实话会招来祸殃,所以不敢得罪鲁国的统治者。刘知几断然指出:孔丘是个趋炎附势、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刘知几还指出:《尚书》删掉了殷周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诗》全部砍掉鲁国人民讽刺咒骂统治者的民歌,《论语》无耻吹捧鲁昭公娶同姓为妻是“知礼”。这些都是不顾事实,装出有智慧的样子去欺骗人们。他劝告人们不要随声附和,上孔丘的当。
鼓吹今不如昔,颂古非今,是没落阶级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的卑鄙伎俩。要宣扬“今不如昔”,就得歪曲历史,美化过去。自孔丘以来,儒家鼓吹“法先王”,推行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都要把他们吹捧的“先王”说得神乎其神。刘知几在《疑古》篇中,对儒家这套说教提出了怀疑和批判。他说:在尧的时候,有被称为“四凶”的坏人;舜的时候,也曾被“不仁者”掌握过政权;儒家美化上古时代,说当时人人都有贤德,真是奇谈怪论!他认为关于古代帝王主动让国的传说,也完全是儒家的虚构。他还提出:被孔丘吹捧为有“大德”的周文王,是一个野心家;在孔丘心目中最完备的“圣人”姬旦,是个飞扬跋扈、欺君杀弟的伪君子。
刘知几敢于大胆冲击儒家的传统偏见,指责儒家的“先王圣哲”都是一群假仁假义、明争暗夺的阴谋家。这对儒家的复古主义是当头一棒。刘知几进而提出:以法家厚今薄古的进步历史观代替儒家厚古薄今的反动历史观。他要求史家“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强调“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作者记事,贵在相时”,反对“贵远贱近”、“知古而不知今”、“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刘知几指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这种用“势”来解释历史的观点,是跟儒家利用“天命论”来解释历史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汉代儒家董仲舒,鼓吹《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胡说“祥瑞”或“灾异”的出现,是“天”对王朝兴衰的启示。也就是说,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是由“天意”决定的。刘知几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儒家这套神怪的历史观,强调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刘知几敢于叛逆儒家传统观念的精神,为后来的法家、进步思想家所继承。柳宗元的《封建论》进一步发挥了“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的观点;王安石怒斥《春秋》是“断烂朝报”,不准官府学堂用为教材。当然,刘知几对儒家经典的尖锐抨击,尤其是《惑经》《疑古》对儒家“圣人”的无情鞭笞,必然要遭到历代孔孟之徒的诽谤和谩骂。明代顾充贬抑先秦法家申不害、韩非,也看不起刘知几,把刘知几称为“史家申韩”。今天看来,倒是被他说对了。
刘知几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不可能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刘知几以“直笔”的主张来反对儒家歪曲历史的治史原则,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所谓的“直笔”,就是“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斯为实录”。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赞扬什么,反对什么,都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和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刘知几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庶族地主利益出发,他反对的只是豪强地主特权,并不反对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就是他的“直笔”的阶级内容。《春秋》标榜“惩恶而劝善”,刘知几并不反对这一原则,他批判《春秋》只是认为《春秋》“实乖此义”,违背了这一原则。而且,他对《春秋》为君亲耻讳,也不敢一概反对。他虽说这样有背“直道”,但认为从“名教”说来,还是可以允许的。他反对的只是“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他不可能认识儒家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当然,也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历史观,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刘知几已经死了一千多年,但史学上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虽然历史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但反动没落阶级还是要把“天命论”、历史倒退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当作救命符。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造谣言,说假话,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反对革命、复辟倒退的骗子哲学。孔丘之徒篡改春秋时代的历史是如此,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如此。林彪接过孔孟之道的衣钵,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嚷“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纠集黑秀才,伪造和篡改党史,其用心之恶毒,手法之卑劣,都不亚于历代反动儒生。
刘知几以及历史上其他法家对儒家的斗争经验,和他们从不同角度揭发批判孔丘一伙歪曲、伪造历史的战斗精神,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我们要建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科学,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史学阵地,把史学从历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必须彻底批判儒家反动的唯心史观,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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