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使我获得了新生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化大革命使我获得了新生
清华大学教授　童诗白
在清华园里，一场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又一次搏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胡说什么，有些教师无所适从，怎么做都要挨批、挨整。他们还说什么，对有些老教师，没有用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说这种话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我在解放前受的是英美和国民党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我在国内上过两个大学，又到美国进研究院，从小学算起一共上了二十二年学，时间可谓很长，看书可谓很多，考试可谓“身经百战”，还写过论文，得过几种学位头衔。所以，我可以算是一个封、资、修教育制度“精雕细刻”的典型。一九五五年，我怀着爱国的思想回到社会主义祖国。但旧清华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在那个环境里，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但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如鱼得水。当学校提出要教师“向博士、副博士进军”，要我们这些所谓“老马识途”的人带路时，我的“积极性”确实调动起来了。我把资产阶级学校的标准原封不动地搬来向青年教师和学生灌输。为了使学生感到理论“高级”，我把实验室参数调整到和理论计算值一样，不用做实验就可以知道结果，照样写论文报告。那时候，“知识私有”、“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理论至上”等封、资、修黑货，真是每日每时地腐蚀着青年啊！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严重教训。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教育和挽救象我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使我们不致在修正主义泥坑里越陷越深，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清华园获得了新生，使我这老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新生。一九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后，坚决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一九六九年让我到北京东郊热电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过去关在大楼里，从书本到书本好象还过得去，一接触生产实际就暴露出“三脱离”的恶果：拿一根电线不知道能通过多大电流；给工人讲二极管，课没有讲好，反而把管子给烧了。那些天，我觉得日子的确没有以前那样舒服了。我不好意思地问工人师傅：“烧了管子是不是要赔偿？”师傅严肃而又亲切地对我说：“这个账要记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头上，是封、资、修的旧教育使你‘三脱离’，出了洋相。今天，你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我们中间来，说明你有改变旧思想的愿望，希望你能吸取教训，我们一起把教育革命搞好。”听了这些话，我心里热呼呼的。这那里象某些人所说的是“挨批”、“挨整”？这正是工人阶级对我进行再教育的生动的一课。有人以“关心”知识分子为名，说要用老教师之所长，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回到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之下，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们坚决不答应。
同工农兵学员在一起，为我改造世界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前几年，教育革命曾一度出现过反复。我在订电子学课程大纲时，思想又因循守旧起来，学员们上课时就指明了我的错误之处，开始我思想还不通。后来我和他们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旧的学科体系，大胆进行改革，深切感到他们的是非观念明确，对的就支持，不对的就提出来。我们互教互学，共同提高，这又有什么不好？这难道是“怎么做都挨批、挨整”吗？这些奇谈怪论，明明是挑拨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决不上当。
几年来，校、系各级领导多次组织我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和革命大批判会，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我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我还先后参加了四个年级的教学工作，参加了开门办学和编写新教材，为教育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党组织坚持在使用中教育、改造我，使我焕发了革命青春。我感到的确是越干越有劲，路越走越宽广。这都应该归功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归功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