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政的好主任罗荣桓同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我们总政的好主任罗荣桓同志
总政治部理论组
在最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敬爱的叶副主席指出：“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学习罗荣桓同志的光辉业绩，对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是很有意义的。
罗荣桓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是我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为创建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特别是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赤胆忠心，光明正大，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罗荣桓同志在他革命一生中，以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从事我军政治工作。在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他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他从担任连党代表起一直到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始终坚持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工作。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干部的优秀品质，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
罗荣桓同志一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他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呵。这是伟大领袖对罗荣桓同志一生的高度评价。
全国胜利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五十年代初，我军出现了一场两条军事路线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不要坚持政治工作制度，要不要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高岗鼓吹“军党论”，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彭德怀照搬外国的一套，借口实行现代化正规化，极力鼓吹单一首长制，要取消政治委员，要把部队党委员会变成只管党内具体事务的党务委员会，把政治机关变成外国军队那样的俱乐部，妄图削弱、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罗荣桓同志针对高岗、彭德怀这一套谬论，多次教育干部说：要不要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历来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有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治工作，才有真正的人民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我们这支军队就失去了革命灵魂，就同国民党军队没有什么差别了，人民军队也就不存在了。
罗荣桓同志同彭德怀作了尖锐的斗争。一九五三年八月，他在北戴河当面批驳彭德怀鼓吹一长制和削弱政治工作的谬论，质问说：“这样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搞起来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吗？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倡导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吗？”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搞一长制就是否定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罗荣桓同志还当面向毛主席报告说：“政治工作出现了危机，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丢掉可不行。”毛主席完全同意和支持他的意见，并指示：还是要搞两长制，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坚持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制度，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九五四年，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写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等根本制度。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条例，重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彭德怀妄图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有力回击。一九五五年八月，罗荣桓同志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强调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
林彪窃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权以后，大搞假左真右，疯狂地破坏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这是一场更为严重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林彪的错误早有抵制和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同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辽沈战役中，又同林彪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的错误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六十年代初，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装着特别重视政治的样子，胡说政治思想可以代替一切，把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大搞资产阶级的政治，既破坏了军事，又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罗荣桓同志针对林彪的谬论，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明确论述了政治同军事、业务、技术的辩证关系。一九六一年九月，他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上指出：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就是要有无产阶级觉悟，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实现专的要求。同年十一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红要落实在专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
林彪破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革命学风，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什么“走捷径”、“立竿见影”，只背诵“老三篇”和个别词句，找现成答案。罗荣桓同志反对这一套极为有害的作法，强调要系统地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精神实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行动。他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总结了每个革命时期的经验，只有反复钻研才能理解得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了？未免太简单了。”罗荣桓同志还当面对林彪说：“毛主席写了那么多著作，应该系统地学，单纯地提出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很不够。”他还不止一次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
在处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罗荣桓同志同林彪也是有斗争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干部战士反映了某些地方刮“共产风”带来的一些问题。罗荣桓同志提出，对于这些问题，可以由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集中起来，向地方党委反映，供他们参考。他说，这样做一方面倾听了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地方及时了解情况，纠正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对加强军民团结，对党对人民都有好处。但是他的这个正确意见却遭到林彪的反对，林彪攻击这是破坏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坚持不准向地方党委反映。
林彪对罗荣桓同志怀恨在心，散布罗荣桓同志同他唱对台戏，并恶狠狠地说“林（彪）罗（荣桓）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因病去世，可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还不忘派他的一个死党窜到总政，指名大肆攻击诽谤罗荣桓同志，发泄对罗荣桓同志的刻骨仇恨，胡说什么，反对林彪的“学习方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以后，又借机迫害罗荣桓同志一家。
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忠实执行、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生。“我一辈子做对了一件事，就是紧跟毛主席！”这是罗荣桓同志临终时发自肺腑的一句遗言，充分反映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崇高品质。
（二）
罗荣桓同志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和指导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罗荣桓同志满腔热情地全面正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大力宣传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就批驳了王明之流对毛泽东思想的诬蔑，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发展，同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建国后，他针对某些人散布的毛主席著作不算经典著作的谬论，多次指出：马列主义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恩、列、斯著作是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也是经典著作，否定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罗荣桓同志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干部战士的头脑，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首要位置上。他历来强调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他一生离不开书，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从不放松读书，战争年代在担架上，建国后在病床上，都坚持学习。他在军队首先提出要通读《毛泽东选集》。他身体力行，利用养病时间，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了四遍。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他病重入院前，还谆谆教育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要通读《毛泽东选集》。他还根据部队、院校干部的学习经验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他认为，这样学习，可以了解各个时期毛主席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五结合”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选读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主席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罗荣桓同志十分重视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解决部队进入和平环境后出现的新的思想问题。他首先抓紧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全国胜利后，有些干部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骄傲，比资格，比地位、待遇，追求享受，有的甚至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反复抓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本色的教育，并抓住个别问题严重的典型，严肃处理，下指示、发通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斗争。他经常告诫干部：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是产生修正主义的一种基础，干部沾染了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注意改正，不加以批判，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堕落和蜕化变质。他指出，我们大量干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往往或多或少有一点个人主义，如果不加警惕，它是会发展的，而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在大风大浪中就会迷失方向。罗荣桓同志还针对部队进驻营房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如战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同士兵的待遇差别比过去大的情况，特别强调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他坚持干部只能搞低薪，不能搞高薪。他多次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干部的生活待遇不能太高了，高了，要脱离群众，脱离士兵；军队平时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不能经受残酷的战争考验。他针对部队中产生的和平麻痹情绪，反复强调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强调“军队还是要有战备观念”，指出：要提高警惕，搞好训练，要准备对付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付国内敌人的捣乱。历次政治运动中，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总政治部及时发出指示，编写提纲、教材，抓紧部队的教育，克服一切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想，保证干部战士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变修以后，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强调要抓好反修防修的教育，批判了那种只抓反帝教育、忽视反修教育的错误做法。
罗荣桓同志在抓部队革命化建设的同时，也很重视抓现代化建设。我军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工农，文化水平较低，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建国初期，罗荣桓同志多次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其他特种部队，“必须提高部队的各种军事技术与文化科学水平”。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总政治部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主席一九五○年八月亲自修改、批准了这个指示。《指示》提出了“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制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并具体规定了部队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和举办干部速成小学、速成中学。《指示》发出后，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向文化进军的热潮，全军指战员的文化科学水平不断提高，为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打下了基础。
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一个如何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照搬外国的一套，还是以我为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学习态度。彭德怀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提出要不走样的学习。罗荣桓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他明确指出：学习要有鉴别，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照搬，确实好的、对我们有用的，要认真学习，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但是，外国的东西并不都好，凡是同我们的光荣传统相对立的东西，不仅不能学，而且要加以批判。
罗荣桓同志总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是他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三）
罗荣桓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一道工作。
罗荣桓同志五十年代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他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的现象深恶痛绝。不论哪个地区、哪个部队来的干部，他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胸怀宽广，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能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人从不记仇。他坚决反对“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说：对干部“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
罗荣桓同志不仅注意团结老干部、工农干部，而且注意团结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他说：“我们既要看到老干部，也要看到新干部。”“要看到新生力量，这是带方向性的问题。”战争年代，罗荣桓同志言传身教，培养教育青年干部怎样带兵、怎样行军、怎样做政治工作。他把青年干部放到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去锻炼，大胆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鼓励他们放手工作，不要怕跌跤子。不少当年在他领导和培养下的青年干部，后来成了高级干部。许多同志赞扬说：罗荣桓同志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典范。他十分重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干部，教育他们到工农中去滚一身泥巴，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一九六二年，有人笼统地把军队院校和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听到后严厉地批驳说：这些干部都是经过挑选的，有些已经入了党，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团结他们，还是为了使他们不安心呢？罗荣桓同志这些话，是对当时一种错误倾向的纠正，在今天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打击、迫害科技人员罪行的有力批判。
罗荣桓同志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干部都愿意找他谈话，把心里话告诉他。许多同志反映：“罗荣桓同志的家就是干部之家”。干部和他谈话没有拘束，有啥说啥，讲错了也不要紧。他能听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反面的意见，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干部的意见也能耐心听。他听取意见的时候，从不打断别人的话；讲错了给予正确引导，耐心批评帮助，从不扣帽子、打棍子。他常说：“现在进城罗，我们更要注意接近干部，联系群众。下面干部来找，一定要热情接待，要知道他们来一次是不容易的。”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有人找我，你们不要阻挡，让他及时见我。有一次，有个干部打电话要见他，天已很晚了，他身边工作人员照顾他的身体，就请那个干部明天来。第二天，罗荣桓同志知道后批评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来，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见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开始他在总政机关办公，后来有病在家办公，总政的干部找他请示汇报工作，可以随便去，有时他在病床上同干部谈话。他病重期间，医生再三不让他见太多的人，他还是要见。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还牵挂着没有同一位调动工作的领导干部谈话。当这位领导干部去看他时，他很高兴地说：“前几天我还想着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谈谈呢？”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政治思想要求很严格，原则问题从不让步。他说：“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是执政党，对党的干部更要严格要求，不能马马虎虎。”解放初期，有的干部喜新厌旧闹离婚，有的干部伸手要地位、级别，都受到他的严肃批评。他批评人，总是以理服人，一分为二，循循善诱，耐心教育。他说：“响鼓不用重槌敲”，“批评教育干部最好的方法是启发干部作自我批评，这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罗荣桓同志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歧视、不嫌弃，能拉的就拉，不是把人压下去就算完了。他说：“一个干部有了错误的时候，最需要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领导更需要对他热情关怀。”有一次，罗荣桓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身体不很好，一位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打电话要来见他，没等那位同志来，罗荣桓同志先去看了他，使那位同志很感动。对于个别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不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罗荣桓同志主张要严肃处理。六十年代初，有一个高级干部违法乱纪，屡教不改，总政确定给予严厉处分，有些人不同意，罗荣桓同志顶住了错误的意见，坚持党的原则，给予纪律处分。他说：“不坚持原则，该处分的不处分，这不是爱护干部，而是损害干部。”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不仅从政治思想上关心，而且生活上也想得很周到，真是达到体贴入微的程度。干部负了伤他去安慰；有了病，就问寒问暖；有了困难，就想办法帮助解决。有的干部要到前方去，他就叫把子女留下代为抚养。年龄大的干部没有结婚，他询问什么原因，要不要组织帮助？干部去世了，他总是指示要把善后抚恤工作做好。有位干部患眼病，罗荣桓同志专门送给他一副风镜，至今那位同志还珍藏着。
“群众作挚友，干部当至亲。”这一悼念罗荣桓同志的诗句，正是同志们发自内心的赞颂。
（四）
罗荣桓同志对我军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在全军很有威信的总政治部。
罗荣桓同志首先抓了总政机关的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时，总政只有几个人。他明确指示，总政的副主任、部长、处长、干事，要从各个方面军、各野战军、各军兵种选调，这样对团结干部、熟悉部队有好处。他亲自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总政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配备。在他领导下，陆续选调了数百名政治思想好，作风正派，有工作能力，有一定实际经验的优秀干部到总政机关工作，为总政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罗荣桓同志强调总政治部的根本任务是领导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他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敢于联系实际，善于联系实际，从不照抄照转。他常说：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只有与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坚决反对那种“依样画葫芦，只管往下灌”的一般化的坏作风。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和平环境下部队的特点，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作了重要指示。
罗荣桓同志很重视部队进入和平环境后党的建设。五十年代初，连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怎样解决？罗荣桓同志强调要加强连队党的建设，提出要有步骤地普遍整顿连队党支部。六十年代初，林彪别有用心地鼓吹“四好为纲”，要部队一切工作围绕“四好”转，用“四好”代替党的建设。罗荣桓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工作，指出“党的建设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应当经常抓”，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他特别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他说，各级党委、支部都要让下边讲话，要听干部战士的呼声。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集中统一的目的。
在保卫工作上，罗荣桓同志总是根据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工作重点和应注意的问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提出保卫工作
“要特别注意正确区分两类矛盾，要防止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他指示，处理问题“要有宽有严，有张有弛”。他说：“现在暂时困难，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敌人又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作掩护进行破坏活动；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要有意识地松一些，有些问题的处理也要宽一些。松一点，便于我们把问题看清楚，便于让群众认识敌人面貌。宽也是为了严，是为了对敌人分化瓦解，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对哪些应该严，哪些应该宽，他都有明确指示。
在文化工作上，五十年代，罗荣桓同志根据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总政要设文化部，要加强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要坚持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六十年代初，他又针对军队文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强调“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多反映军队生活，反映我军的光荣历史”，“主要的应写武装斗争”。他指示文工团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宣传队的传统，节目要多搞小型的，要多下部队演出，做到“活跃部队，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在群众工作上，罗荣桓同志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经常关心和支援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对枪杆第一的思想”，“教育部队尊重政府”，“随时随地遵守国家法令和政府的一切规定”。要广泛开展拥政爱民，为人民做好事的活动，主动征求地方意见，听取群众批评。对于民兵建设，罗荣桓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兵建设，不能完全用过去的一套，也不能用正规军的一套，要注意服从生产建设，要结合中心去搞民兵工作。
罗荣桓同志很重视总政机关的思想作风建设，强调总政要带好头，给下面做出榜样。他经常教育总政干部，要敢于坚持党的原则，要敢于对干部发生的问题提出批评，要敢于同违背党的原则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是我们的老习惯，光荣传统。”他经常对总政干部讲，对部队来机关办事的同志要热情接待，要使下面的干部来到机关就象回到家里一样。“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要多找干部、党员谈心，谈得越多越好，决不能‘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他指出：“连队政治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要经常研究，帮助解决问题。”他要求机关熟悉连队，为连队服务，多深入连队，搞调查研究。总政的干部下连当兵、代职，回来要写调查报告。他坚决反对机关干部坐在家里闭门造车，乱出点子，给部队制造麻烦，他说，如果这样，还不如睡觉。他常引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到处派“钦差大臣”，使许多地区的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教育大家，坚决反对机关干部到部队乱发议论、随意表态的“钦差大臣”作风。他强调总政机关了解情况要准，经常批评那种一问三不知，只能回答“大概”、“可能”的现象。他要求办事要快，对部队请示的问题能处理的要马上处理，该向上请示的要马上请示，一时处理不了的也要给下面打个招呼，不要让下面久等，应该总政机关办的事不要推到下边去。他很注意培养总政的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准搞花样、唱高调、喊空口号，不准写言之无物的长文件。
罗荣桓同志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机关各部门的作用，倾听群众的意见。他经常找各部的干部开座谈会，不仅找部长，而且找处长和一些干事一起谈。他带病亲自到部队搞调查，召开指导员座谈会，找营、团、师负责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身体不好，不能常下部队，就邀请一些同志到他家谈情况、谈问题。他常说：“领导干部多接近群众，不管从那个角度讲都有好处。”“群众的智慧是宝贵的，一个领导干部遇到了问题，自己闷了好几天想不出名堂来，和群众谈谈话，群众两句话就给你点破了。”
罗荣桓同志领导下的总政治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军乱军的重大障碍。从林彪“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到“四人帮”对总政“打闷棍”，其矛头都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罗荣桓同志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聂荣臻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罗荣桓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领头起立默哀。默哀后，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很有原则性的人，他对敌狠，不背后议论人。党内要有原则性、原则精神。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和贺龙同志、聂荣臻同志，到医院向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表达对罗荣桓同志的无限哀思。
罗荣桓同志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中。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认真学习罗荣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为落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任务，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对罗荣桓同志最好的纪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