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必须反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诬告必须反坐
张晋藩
翻开古今中外的法典，诬告与反坐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由于诬告是以捏造罪状，陷害无辜为目的，因此，不仅在法律上构成犯罪，即“诬告罪”，而且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期，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专以诬告为能事，每陷害一人，便唆使其党徒，在几处同时揭发，内容一致，使人百口莫辩，以至出现了许多“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的冤案。他们还编了一本记载诬陷与株连之术的书籍，名为《罗织经》。至于宋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抗金将领岳飞父子，则是妇孺皆知的千古不平事。
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因诬告而罗织成狱的冤案，但与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时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林彪、“四人帮”为了排除篡党夺权的障碍，利用他们窃踞的职位，肆无忌惮地施展构陷之术，望风捕影，穿凿附会，到处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干部与群众。那时，诬告岂但无罪，而且有功，以至成了一些利令智昏、权欲熏心的人取媚邀宠、一步登天的捷径。一时间，诬告成风，冤案成堆，其危害面之宽广，罪孽之深重，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
诬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使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摧残，甚至含恨而死。同时也使党内和人民内部出现了互存戒心，互不相信，貌合神离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为了杜绝诬告，必须强调反坐，对诬告者给以惩罚。在中国，从公元前二世纪的秦律起，直到清朝的法律，都有诬告反坐的具体规定。随着封建社会末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对诬告的反坐，采取加重处刑的原则。明律规定诬告罪加重二、三等处刑。清律规定“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如被诬人因而致死，反坐诬告者以死罪。即使负责监察的“弹纠之官”，如挟私弹事，同样给予反坐处分。在近代的刑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中，也都列有惩治诬告罪的专款。剥削阶级法律的刑法中尚且有诬告反坐的规定，毫无疑义，我们国家更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严惩诬告罪。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和解放后颁布的个别法律中，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惩治汉奸条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惩治贪污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都有禁止挟嫌诬告并给以反坐处分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只适用于个别情况，还是属于原则性的，没有详列根据情节应给诬告者以什么样具体惩罚，因而起不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作用。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恣意妄为，践踏民主，草菅人命，未尝不是钻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的空子。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法制越健全，法律越享有尊严，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越有保障。
予诬告者以反坐，应当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需要参酌古今中外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出简明具体的条款，并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保证贯彻执行，从而使人们知所趋避，而不以身试法。
不仅如此，在予诬告者以反坐的同时，还必须赋予被诬告者以辩护的权利。辩护权是保障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规定。在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实践中却落了空，以至在种种虚构的诬告面前，被害者不能自辩。如果说马克思曾经在科仑法庭上为自己进行辩护，季米特洛夫也曾经在德国的法庭上为自己进行辩护，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却只能听任林彪、“四人帮”的宰割，接受类似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判决，而无权自白呢？！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公民的辩护权，可以依法自己辩护，也可以请人代为辩护，通过辩护，明确责任，申述冤枉，打击犯罪，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害。历史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民主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列宁曾经指出：“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列宁选集》第3卷第238页）这对我们今天来说该是多么适用啊！
为了能够准确地予诬告者以反坐，还需要划清检举不实与挟嫌诬告的界限。前者并非从邪恶的动机出发，而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片面所造成的；后者则纯属存心诬陷。两者目的不同，性质各异，不能等同视之，一律反坐。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之，诬告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对诬告的放纵就是对犯罪的放纵，就是对公民权利与法制的漠视。在我们党和国家经过林彪、“四人帮”这一场浩劫以后的今天，更须十分强调反坐的重要意义。这对于打击诬告罪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