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水稻机插化闯路子——高邮县是怎样推广机械插秧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我国水稻机插化闯路子
——高邮县是怎样推广机械插秧的
插秧季节，人们都非常关心插秧机械化的问题：到底要不要实现插秧机械化？怎样才能实现机插化？实现机插的步子能否加快些？最近，我们走访了京杭大运河畔的高邮县。这里的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贯彻“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全县水稻机插面积已超过了一半，去年，全县实栽水稻九十四万亩，机插五十四万多亩。大大改变了“弯腰插秧千百年”的状况。
正当高邮县机插大步前进的时候，有一些地、县、社、队的干部对推广和使用插秧机还顾虑重重，徘徊不前。他们怕减产，怕误农时，怕增加农本，一句话：怕不合算。同志，请看看高邮县的实践吧！
先看三笔账
机械插秧能增产吗？近年来，高邮县搞了六百零五块、四千三百七十二亩的对比试验，在土壤地力、肥料和田间管理同等条件下，机插比手插一般每亩能增产四、五十斤，即增产百分之六左右。主要原因在于机插能做到足苗、匀栽、浅栽，“出苗一个生日”，避免僵苗不发，促进分蘖，成穗率高，可以增产。去年，三垛公社一个大队搞了两块早稻机插和手插对比试验田，结果，机插每亩产量为八百七十九斤八两，手插为七百九十五斤七两。面对这些事实，社员说：“机插开始很担心，看到发棵才放心，最后增产真开心。”
机械插秧耽误农时吗？高邮县自己生产的“跃进72—1”型手扶插秧机，一台二人操作，每天可插三亩，工效比手插提高三倍左右；一台机动插秧机，六、七人操作，每天可以插秧十五亩以上，工效就更高了。近年来全县早稻“开秧门”（注：开始插秧）比往年迟五天，“了秧”（注：结束插秧）比往年提前七天，这一迟一早，就是十二天来去，既争得了农时，又保证了田间管理。
机械插秧会不会大量增加农业成本，得不偿失？一九七八年，江苏省插秧机联合调查组算过账：每亩机插的折旧、维修和人工费用是八角五分六厘，比手工栽插费低七角九分四厘，每台机具只要栽插八、九十亩，即可将投资收回。如果再看一看增产粮食账，好处更大。何况，实行机插后，节省出大批劳力用去搞工、副业，还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呢！生产队购买手扶插秧机是合算的。
在农村中，妇女一向是手工插秧的主力。她们每人每年要弯腰插秧四十来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眼肿手烂过夏天”，深受痛苦。自从用上插秧机，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有效地保护了妇女劳动力。去年，全县妇女夏插期间的发病率由百分之三十一下降到百分之九。所以，插秧机下田，首先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欢迎，不少生产队都出现妹劝兄、妻子促丈夫推广插秧机的生动故事。此外，推广、使用插秧机，还促进了育秧、平整大田、水浆管理农艺上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科学种田的水平，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
近水解近渴
高邮县在跨出机械插秧的第一步时，并不是靠上级发下大批的机动插秧机，更不是依赖引进的插秧机，而是自己动手，因地制宜，大力制造和使用了手扶插秧机。全县现有手扶插秧机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台，机动插秧机七百七十八台，平均每个生产队有四台手扶插秧机，平均每个大队有一点二台机动插秧机。近年来，全县手扶插秧机栽插的面积占总机插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
高邮县多年的实践证明，手扶插秧机与机动插秧机比较，前者结构简单，便于制造和维修，成本低，每台价格大约相当于机动插秧机的二十分之一。操作简便，可弥补机动插秧机不能插带土小苗的缺陷。这种机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田头转移，对地形的适应性较强，在丘陵、山区和圩区均可使用。手扶插秧机一般的生产队都能买得起、用得起、养得起。高邮县不嫌手扶插秧机“土”，看准就抓，抓住不放，一股劲干到底，经两、三年实践，争得了主动。一些从外地到高邮参观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一提机插，就贪“高”等“洋”，远水不解近渴，今天到高邮一看，他们就地“挖井”，“化”得比我们快，比我们好。象这样近水解近渴，何乐而不为！
近几年来，高邮县大抓手扶插秧机，增了产，积累了资金和经验，培训了技术队伍，为进一步采用机动插秧机、实现水稻机插化准备了许多有利条件。他们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当地实际出发，由低到高，由土到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当然，我们不排斥另一种情况：有的县、社如果确实具备条件，可以全部使用最先进的机动插秧机，一举实现机插化，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究竟有多少县、社、队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呢？既然不能“一步登天”，还不如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易见成效。
“不到长城非好汉”
高邮县的插秧机械化，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头，是不是她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呢？否！在江苏省内比较，高邮县原来的农业生产水平、工业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都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条件不算高。关键在于党委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排除万难，加强领导。
早在一九七四年，八桥公社就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插秧机械化的先进单位，但八桥的经验在面上开花，经历了一段艰苦的过程。一九七六年以前，县委年年喊推广“八桥经验”，年复一年照旧推不开。怎么办？县委书记薛先洛同志走出办公室，去倾听群众意见。群众说：你们年年光用嘴讲“机械话”，就是不赤脚下田站机头，亲手做出样子，怎么能实现机械化？！这批评发人深思。为什么县委干部口头上讲“机械话”，而实际行动不力呢？因为县委“一班人”对插秧机械化的认识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譬如说，有的同志受小农经济思想束缚，对推广机械插秧无紧迫感；有的同志认为手扶插秧机早晚要淘汰，不如两步并作一步走，索性等上级发下大批机动插秧机再搞也不迟。针对这些问题，县委联系八桥公社实现插秧机械化的实际，反复讨论，认识到：搞农业机械化，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农业要加速发展，复种指数在增加，广大社员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每年大忙季节，在人工插秧这个环节上，花费劳力很多。农业要大上，插秧这个薄弱环节非解决不可。
县委统一了认识，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三问：你对插秧机械化是真想还是假想？你对妇女弯腰插秧的疾苦是真体贴还是假体贴？你的领导作风是真改进还是假改进？这“三问”对一些左顾右盼光喊不干的同志，无异是击一猛掌。一九七六年，六十三岁的县委书记薛先洛同志，带着几名常委到八桥虚心拜工人、农民为师，学用手扶插秧机。在他带动下，县委领导成员中，多数同志学会机插，有些同志还能排除一般故障。一九七七年，薛先洛同志调往扬州地委工作，接任的县委书记查长银同志，发扬第一把手站在农业机械化第一线的革命精神，积极带头推广使用手扶插秧机。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八桥公社举行的全省插秧机械化现场会上，查长银同志第一个下田作手扶插秧机的示范操作表演。书记动手了，全党办农业机械化的阵势很快就摆开了。
把措施抓牢抓实
抓好一支队伍。经验证明，变手工插秧为机械插秧，是牵动千家万户的一个变革，如不花学费，培训出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熟练并且稳定的骨干队伍，一有风吹草动，就易打退堂鼓，插秧机再好，用不上几天就坏，当做一堆废铁卖。在推广使用初期，往往因为缺少维修插秧机的骨干，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能成为有保守思想的人的“话柄”，就可能成为推广使用插秧机的一大障碍。马棚公社张汉大队，一次买了四十五台手扶插秧机，第一天使用，就有一半“抛锚”。群众怨干部，干部怨机子，眼看刚刚要兴起的一股子热情要冷了下去。公社农机辅导员闻讯赶到，连夜帮助调整修理了插秧机，还花了四个小时，将全大队的插秧机手集中起来，讲述操作要领及其常见故障排除技术，调动了这个大队大办插秧机械化的积极性。
抓好农机修造厂。一九六九年，八桥农机修造厂的职工仿照外来图纸，用手工敲敲打打，搞出了第一台手扶插秧机后，根据实际栽插效果，广泛吸收社员群众意见，对手扶插秧机前后进行七次机型大改革，二百多次部件小改革，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经省有关部门鉴定批准，成批生产“跃进72—1”型手扶插秧机了。他们生产的手扶插秧机，不仅能满足本县社队的需要，而且有不少的省、县到这里“买鸡下蛋”。几年来，高邮县有关部门还注意从育秧、铲秧、运秧、栽秧、调节机具、平整土地到田间管理，逐步总结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努力处理好人、机、田、秧之间的关系，提高群众科学种田的水平。
面向实际解决新矛盾
高邮县大力推广机械插秧，时间短，成绩大，特别是在全国的水稻机插面积仍处于很低水平的时候，高邮的成就更为可贵。这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向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号声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前哨仗，为实现南方水田机械化攻克了一个“桥头堡”。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高邮县在推广机械插秧工作中，也难免有不足之处。高邮县的同志们正在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一，进一步提高机子质量，提高机插水平。当地生产的“跃进72—1”型手扶插秧机的使用效果，基本上是好的，但据一些社队反映，机子的部分零件强度不够，工艺水平较低，最近，八桥农机修造厂根据“用户”的意见，又对机子的八个部件作了较大的改进。
第二，解决农机和农艺的矛盾。例如：江苏省近年大力推广杂交稻，而插秧机如何适用于栽插杂交稻，省内还只有个别的县、农场在搞试验，尚未过关。高邮县去年搞了二十万亩杂交稻，没有机插；今年又增加了二十万亩杂交稻，预计全年机插水稻只能安排五十万亩。八桥农机修造厂为了适应推广杂交稻的新情况，正在集中力量攻关。他们认为，农艺和农机互不适应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个“老大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看来，单靠一个厂、一个县是不能圆满解决的，得在整个地区范围，甚至更大的范围内，由党委出面，会同农业、农机和农业科研等部门，取得统一认识，密切配合，共同解决。
第三，高邮全县机插突破了五十万亩大关，这是一个胜利。但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机插程度还不平衡。县委正在大抓三分之一的薄弱队。最近，县委还强调在继续抓好手扶插秧机的同时，要把机动插秧机抓上去，全面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机插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闯出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做出贡献！
高邮县委报道组 陆建华
《新华日报》记者 卜寿林
本报记者 黄际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