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的东京首脑会议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日本通讯

暴风雨中的东京首脑会议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七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洲共同体主席，在东京举行了第五届西方国家首脑会议。二十九日下午，会议发表了《东京宣言》。
《东京宣言》分八个部分。概括起来是五个问题、一个焦点：经济成长、通货膨胀、能源、贸易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以及通货问题；焦点是能源问题。因此，评论家们也把这次国际会议看成是“能源问题首脑会议”，“石油问题首脑会议”。
这是世界政治史上第一次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认为这是日本“神武以来的壮观”。日本各家报纸从两个多月前就开始了空前的大量报道。仅东京几家大报所刊登的消息、述评、专论、社论、座谈会纪要、知名人士讲话就不下几千篇。所有这些报道，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无论如何要使这次国际会议成功。
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会议结束后，七国首脑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施密特、吉斯卡尔·德斯坦、大平正芳等人发表讲话，声称这次会“有了妥协，找到了一致点”，“可以说达到了目的”。卡特甚至说“这是对世界人类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总之，首脑们认为会议是成功的。会议开始前，日本外相园田直说，“会议参加国不会象过去那样相互对立，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协调关系。不是在首脑会议上得出结论，而是各国各自确立自己的方针”。大平正芳也说“不能希望首脑会议有戏剧性的成就”，“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能得出共同的认识，就是东京首脑会议的成功”。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会议发表了为参加国所能接受的《东京宣言》，对有关问题指出了其严重性和解决的方向，特别是开始认识到时代的潮流，认识到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必须加强同产油国家的对话，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进而制止浪费有限能源等等。这一切，可以说，应给予适当的评价。
但是，应当指出，这些认识，是严峻的国际形势逼出来的。福田赳夫分析说：“六年前石油危机的创伤未愈，中东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危机”。日本记者松井义雄撰文写道：“如果说第一次首脑会议是作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善后处理，那么，这次东京首脑会议就具有迎接新危机的性质。”《每日新闻》更直截了当地说，“第二次石油冲击迫在眉睫”。西德总理施密特把形势估计得更为严重。他说，“如果开发原子能来不及，则只是围绕石油和天然气的竞争，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险。”西方国家流行这样一种估计，认为八十年代是国际石油资源开始枯竭的年代。因此，这次“暴风雨中的首脑会议”的参加者们，就不得不放弃某些对本国利益的考虑，把立场移近“最大公约数”。
还有一个促使主要西方国家不得不清醒的更大因素，就是日本《东京新闻》所指出的，“如果从八十年代的展望来估计东京首脑会议的地位，它是在美国力量衰退，苏联军事力量增大的深刻石油危机之中召开的，这就要求西方阵营比战后冷战时期还要加强团结。”“中东形势不是向有利于西方方向发展。相反，苏联在向中东产油地带采取步步包围的态势。在苏联石油枯竭，军事力量达至极点的八十年代中期，可能发生争夺石油的战争。如果是这样，无论如何，东京首脑会议必须充分强调协调。”园田直在《读卖新闻》组织的对谈中，也表示“能源问题在经济上是重大问题；但是在美苏来说就是战略问题。这次能源危机发生之际，苏联动手早，而且非常有计划，美国却行动迟了。”因此，日本舆论界认为，东京首脑会议还有“被掩盖起来的第六个议题”，就是“如何对付苏联威胁的问题”。第二次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墨迹未干，就传出苏联在试制性能超过B—52战略轰炸机飞机的消息；东京首脑会议行将召开，苏联军舰“明斯克号”就象窥伺东京会议似的出现在远东水域，并于二十九日通过对马海峡。所有这些“火药味很浓”的现实，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戒。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性的弱点，又不能不使某些政治家们的长远战略眼光受到制约。日本报纸形象地把这次东京首脑会议喻作不谐音的音乐会，“第一小提琴手美国最近一个阶段技艺显著衰退，纤弱的音调简直很难说是主旋律”，拉大提琴的西德“虽然音色很美，总有些不合旋律”，而“第二小提琴手日本，过去很注意同第一小提琴手相配合，近来则常常不合拍节……。”这具体表现在这次会议的争论焦点——节省能源问题上。美国是产油国家。每年的消费量占西方国家的百分之三十，个人平均消费量为日本和西欧的二至三倍左右。各国批评美国象喝水似的“猛灌石油”。西欧共同体提出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五年的石油输入量冻结在一九七八年的水平。美国则坚持从一九七四年以来进口量最高年份的七七年为基准，而且只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的短期目标，以后标准按年再议。加拿大以自产石油年年下降为由，基本同意美国的意见。几家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会议开始前的二十七日，东道国日本从大平首相到园田外相、江崎通产相、金子藏相、前首相福田，分别同各国首脑和有关部长举行了十五次会谈，而两天首脑会议的四个单元中也几乎是用了三个单元的时间进行能源问题的折冲。最后宣言里虽然达成了一个协议，相互做了某些妥协，但是可以说，基本上是把各自的主张列进了宣言之中。从日本各报对会议内幕的推测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的小范围的某些利益，障碍了他们的长远的广泛的国际政治视线。
其次，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对话，增加援助问题上，在《东京宣言》里有所涉及，并且表示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在会议上进行认真的讨论。这同第三世界在当前国际事务中所占重要地位，同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关系的依存程度（美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占其总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三，日本为五十二点三）来说，是极不相称的。日本外务省首脑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没有一个国家想认真在东京会议上讨论南北问题”。
以上两个事例，是西方国家制度先天性缺陷的具体表现，也是这次会议不可能爆发“戏剧性成果”的根本原因。
会议的另一个突出点是，通过了十分重要的《特别声明》。声明指出“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的惨状”，“威胁着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要求“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各国采取紧急而有成效的措施”，立即停止难民流出。声明还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尽快召集具体的有积极成果的会议”。谁都知道，西方国家首脑会议，是由处理一九七四年经济危机而开始的。从第一次朗布伊埃会议以来，一直是以处理经济问题为中心。然而，这次不仅临时加上了这个日程，而且会前开了“预备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就优先讨论，通过了声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后同先期到达东京的卡特、克拉克、施密特、吉斯卡尔·德斯坦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认识；撒切尔夫人和安德雷奥蒂没有来得及参加“预备会”，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完全支持关于“难民”的提案。《东京新闻》认为这是打破了“迄今为止的惯例，是东京首脑会议的一大特征”。各国首脑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正象日本有关人士指出的那样：“越南的‘弃民政策’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使东南亚各国政情不安，把这些国家和日本、中国、美国等都卷进去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
如果把问题再稍为引伸一下，人们就更容易理解了。越南当局的野心何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恶性膨胀？还不是由于苏联的扩张狂热。日本评论家曾野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文章说“世界形势，无论政治、经济，都比历次首脑会议时更加混乱，中东政局的变动，使能源问题一举突出出来，其背后有苏联的影子若隐若现，这直接关系到西方各国的安全。”这个影子毫无疑问也紧紧地笼罩在“难民问题”上。但是，这个“若隐若现”的影子，却很可能是使有些人在绥靖思潮的迷蒙中清醒过来的有效“疗剂”。
本报记者 聂长林 张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