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未来的航程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奔向未来的航程
萨姆·金斯堡（金诗伯）
作者是山东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他十二岁来华，
一九四七年离上海去山东烟台解放区。一九五三年加
入中国国籍。本文摘译自即将出版的英文《在华三十
年》一书。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我登上驶往山东烟台解放区的船，离开国民党统治的上海。从此我踏上了奔向未来的航程。
这是我一生当中的转折点。一位亲密的朋友曾问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一个外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居然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一个农民革命？当时我没有给他答复。今天，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岁月，我要回答这位朋友：我坚信不疑，我这个外国人、这个知识分子做对了。
我在烟台一共呆了六个月。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同志，凡是我所接触的人，态度都很亲切、热情。这一切，使我充满了信心，帮助我克服了不时遇到的种种困难。
九月份，国民党军队逼近烟台郊区，我们不得不撤离城市。转入农村的头一天，走了一百里路后，我们歇在一个小村落外。我完全没有想到，在一间点着煤油灯的昏暗小茅屋里，我竟被邀请去参加为庆祝我的生日而举行的宴会。这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珍奇感人的生日。
我来解放区时，最多不过认识一百个汉字。可那时，我已经是革命干部了。掌握中文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成为我的迫切需要。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学起中文来。在转入农村六个月以后，我第一次在会上讲了几句话。
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在农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辗转行军。有一次，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我们驻扎在一个村外。我自告奋勇帮老乡往地里送肥。可惜在转弯时，我用的独轮车翻了车。当时，我也顾不得唉声叹气，赶忙把肥料捧回筐里。这次洋相不知怎么就给传开了。我一回到村里便发现大家好象都已听到了“国际友人”用手捧肥装筐的新闻似的。什么叫干净，什么叫脏，这个问题在往后的一些年头里，有好多次我都必须自己作出回答。对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早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能重新估价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真是幸运。
我来到解放区后，曾教过一阵子书，帮助同志们学习英语和俄语。一九四八年十月，当我们部队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时候，领导上分配我到华东大学教英语。
至今还非常生动地浮现在我脑子里的一件大事，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当时，黄河泛滥，济南受到严重威胁。全市人民，包括我们学校的师生，都已参加防汛抢险。我在经过一番抗议、请求和争辩之后，才让到抢险现场去看一看。我在现场只不过呆了短短的几个钟头，却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
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件。一个人能在他的一生中亲眼看到自己国家的诞生，该是多么幸福、多么值得自豪！天一亮我就站到游行队伍里，随后我们向二十公里外的机场进发，并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群众大会。当我们唱着歌、喊着口号回到校园时，已是深更半夜了。我一直扛着一块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当我高高举着这块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行进的时候，我的心在为共和国的诞生，为她的前景而歌唱。那时，我还不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但是，我已经属于它，而它也已属于我了。今天，我已经是她的公民了，我更要引吭高歌，歌唱它摆脱了“四人帮”的桎梏，歌唱它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在解放区两年半的生活中，我学习了艰苦的作风，学习了理论，参加了革命的实践。我所学的，都是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什么是群众的需要，他们为什么需要，什么是生活，一个人活着为的是什么，什么是爱和恨，等等，等等。我所学的这些，对我都大有裨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华东大学俄语系的学生开始学起列宁的语言，我是唯一的教师。
中国的学生很可爱。他们刻苦学习，从不满足于一知半解，耐心地、顽强地克服学习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障碍。
自从参加革命队伍以来，我没把自己看成局外人。现在，我更感到自己继续当“国际友人”很不合适。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连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给的。我渴望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欢乐与共，忧戚相关，和他们一起为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感到自豪和骄傲。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我被批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着重谈到了解放七年来知识分子所取得的进步，并号召我们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从报告中体会到党中央和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明白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求不负于党和周总理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
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一这几年中，伟大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参加这些政治运动，我学到的第一条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运动中虽然可能发生各种错误，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但要相信，这些错误早晚是会得到纠正的。要相信这个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它的方针政策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鉴别能力；他们可能一时误入歧途，但终归是能够明辨是非的。我们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紧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有人常常这样发问：知识分子对这一切的反应怎么样？说句公道话，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我们的社会遭到了“四人帮”极其残酷的破坏。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在奋勇抵抗的。有的进行了公开斗争，结果受到了镇压。而我们大多数人，则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不管做什么，教学也好，在地里劳动也好，干分配给我们的任何别的活儿也好，我们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为了解决“四人帮”，党和人民群众竟耗费了十一年之久的时间。我们白白浪费了十一个年头，的确非常可惜，但是我们现在正快马加鞭地进行弥补。虽然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困难，但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
以上这些插曲表明了一个在外国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也许它有助于说明：我这么一个已六十五岁的人为什么还能以年轻人的热情和精力坚持工作；为什么能够不计报酬、不求名誉地位、全心全意地投入培养中国青年的崇高事业中去；为什么我能对未来——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我们年轻一代的未来和我自己的未来——非常乐观；为什么我从没想过退休；为什么我决心至少要争取活到和工作到八十六岁，以便亲眼看到二○○○年的到来，到那个时候我也可以说，四个现代化也有我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