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李大钊 学习李大钊——在首都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报告的摘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研究李大钊 学习李大钊
——在首都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报告的摘要
李新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光荣的革命先烈，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人民不仅不能纪念他，他甚至被诬为叛徒，对于他的生平和思想，不许研究，竟然成了党史中的禁区。“四人帮”倒台后，逐渐有人写李大
钊了，最近还出版了一本《李大钊传》，这是史学界出
现的一种新气象。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
代化而奋勇斗争，亟须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
统，因此我们在今天这个纪念会上提出：研究李大
钊，学习李大钊，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来承担这项
光荣的任务。
李大钊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河北省
乐亭县大黑坨村。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既无兄弟，又鲜姊妹”，孤苦伶仃，靠老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自幼勤学，成绩优异。一九○五年，到永
平府中学读书，不仅接触到“新学”，打开了眼界，而
且可以和相知的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共同研读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他对康梁的文章很赞赏，经
常手不释卷。
一九○七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一三年卒业。在这个期间，他看到了辛亥革
命的成功和失败。他的老师白毓昆因参加滦州起义壮烈牺牲，就义时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
膝不可屈。”白毓昆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
了深刻的教育。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袁世凯的窃国
引起了李大钊对共和国的“隐忧”和“哀痛”，为此他写
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这时的李大钊，已经由一
个普通的爱国学生进而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一九一三年冬天，李大钊得到汤化龙等人的资
助，到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当时窃国大盗袁世
凯正在图谋恢复帝制。一九一四年，他在日本组织神
州学会，开始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
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急切心理，提出了灭亡中
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
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激昂慷慨、脍
炙人口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为了要过皇帝瘾，竟然于五月九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六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
《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就是在这次爱国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
人物。
为了促使袁贼灭亡，李大钊等不及毕业，就于当年五月，回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
的一致声讨下，那个予毒予雄、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仅仅做了一场八十三天的皇帝梦，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还在回国之前，李大钊于一九一六年春在日本写成了以《青春》为题的文章，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当年九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从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和文风有了更新
的进展。它的思想清新，色调鲜明。它号召青年们要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
福！”（见《李大钊选集》，以下引文不再注）文章气势磅礴。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发表的
《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充满了辩证法的因素，为他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李大钊是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人，但他接受
马列主义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因主办
《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这时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从前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部。他在北京大学，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在《言志》季刊上发表
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
革命的根本区别，指明“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
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
著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也。”这篇文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十一月十五
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发表
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接着，他又发表
了著名的论文《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
利》。这两篇文章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高潮的
鼓舞下，针对那般欢呼协约国战胜同盟国为公理战胜
强权的人们而写的。当时的北京政府，下令于十一月
十四日至十六日放假三天，大举庆祝参战胜利。李大钊
对那参战年余而未出一兵一卒的将军段祺瑞；对那先
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梁启超之
流，感到无比气愤。他指出：这次胜利是劳工主义的
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一切历
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
义，都要被群众的革命巨流彻底摧毁，“试看将来的环
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
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地创刊了
《每周评论》，这是因为《新青年》每月一期，多半是
长篇文章，已不能完全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了。
《每周评论》登的是短文，着重批评时政，推动当前
的政治斗争。一九一九年元旦李大钊在题为《新纪
元》文章中，主张劳工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
界资本的阶级。”这时，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正在
进行着。平民教育讲演团从四月起，就开始跨出校
门、走上街头去宣传，“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呼
声振动北京市民的耳鼓。爱国的青年志士们正在跃跃
欲试，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各派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积极分子，带领着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创造了火烧赵家楼一页壮烈的历史。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罢工和罢市，终于取得了罢免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伟大胜利。五月十八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提出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为运动指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六月三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学生走入工人中去了。六月十一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到外城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散传单时被捕，李大钊极力营救。六月二十八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李大钊全力支持反对签约的斗争。他在《每周评论》二十九期上写了许多椎心泣血的短评。这些文章，就是现在读起来也会令人感动。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一整年，他发表了好几十篇文章，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思想道德问题，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写。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为最重要。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一九一九年九月，经李大钊的营救，陈独秀从狱中释放出来。三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认识到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他和李大钊一起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展开对各色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一九二○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一九二○年三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由邓中夏等公开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一九二○年十月间北京的共产党小组也建立起来。参加北京党小组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
（后来叛党）、罗章龙、刘仁静（后被开除出党）、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李骏、张申府等人。
当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而且两者已日渐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诞生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会议的共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陈、周二人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党组织的成立，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无比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后来当事人记不清开会的准确日期，所以把七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参加“一大”。但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所以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是我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由于没有深入群众斗争，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以致后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而且拒不承认错误，违犯党的纪律，因此被开除出党。这都是后来者应当引以为戒的。但对他在建党初期所做的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中共“一大”之后，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我党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了这个组织的北方区分部主任，接着，北方各地区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发展。
一九二二年十月，爆发了异常壮烈的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次罢工有三万多人参加，坚持了二十天之久。李大钊亲自领导了这次罢工。一九二三年爆发的二七大罢工，虽然后来被军阀镇压下去了，但这次罢工不但震惊了全中国，而且震动了全世界。李大钊对罢工失败后的前途，并不悲观失望。他写了一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对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李大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他得到了工人群众的衷心的敬爱。
二七惨案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要求更加迫切了。一九二二年六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要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七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李大钊没有参加“二大”，但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取消入党时要打手印、要宣誓服从领袖等封建会党的办法，改行民主主义的原则。
会后，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去见孙中山。他们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谈结果十分圆满。于是李大钊等人随即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苏俄政府派来中国的代表越飞，从北京来到上海，由李大钊、林伯渠等陪同，会见孙中山。经过几天的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震惊了国内外，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仍然是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由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主张，他们两人都被选为三届中央委员。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北京的代表。李大钊到达广州后，孙中山让他立即和廖仲恺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工作。由于得到了苏俄顾问鲍罗廷、中共党员李大钊等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三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这次国民党大会开得很好，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正式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林祖涵（伯渠）、于方舟为候补委员，参加国民党的中委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二月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国民党为旗帜展开工作。不多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隶省的国民党部也成立起来，李大钊的名声愈来愈大。当时的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为“北赤”，都是他们心中最痛恨的对象。五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出卖了李大钊等同志。北洋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到他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李大钊的夫人曾捎信给他，希望他能托个人情，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坚决拒绝。他在给夫人的回信中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李星华：《五峰山两次避难》）。李大钊的革命信仰是那样的坚定，斗争意志是那样的顽强！这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我党趁孙中山逝世，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我党的北京党、团组织，发动了三十万人参加悼念活动。出殡那一天，十余万北京市民为他送丧，形成了一次悲壮的示威游行。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从此，由一九二四年逐渐高涨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五卅运动，波及全国，是“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北京，虽然是反动军阀统治的中心，但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运动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六月三日，北京举行了五万余人参加的反帝示威。十日，在天安门前，二十万群众不顾炎炎烈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北京国民大会。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三次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更多，连郊区的农民也赶来参加，总数不下三十万人。
一九二五年末和一九二六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日、英，反张、吴的斗争。共产党北方区委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六年一月，一连在北京组织了三次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这些大会都是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二月二十七日，又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四万多人的反英讨吴大会。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更加仇恨。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炮台，制造了大沽口事件。十四日，北京举行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十七日，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
十八日，北京总工会等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执政府去请愿。这时，段祺瑞的军警封闭了出口，随即突然开枪，并用马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二百多人。这一天成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李大钊在这次请愿时，走在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得脱后，仍然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三·一八”当晚，李大钊立即召开党和团的会议，布置如何慰问伤者，追悼死者，如何揭露段祺瑞的凶残，把斗争进行到底。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李大钊立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三月底，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都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他象严寒中的松柏一样挺立在那里，迎接着暴风雪的袭击，毫不动摇。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春，北伐战争胜利前进。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惴惴不安，它们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刚刚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不管什么国际公法，不顾什么国际惯例，于四月六日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到那平日不许中国人入内的使馆区，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去逮捕了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干部和一些无辜的和平居民。
李大钊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各种引诱，严词拒绝。敌人不敢公开审判，想以所谓军法会审来屈辱他，但“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北京《晨报》）。在二十多天的监狱生活中，他受尽了折磨，但始终没有泄露过任何一点党的机密，没有说过任何一句不利于革命的话。他所写的《狱中自述》（供状），以国民党的党员和领导人自称，从未涉及共产党，连国民党内的工人党员也加以推掩。他堂堂正正地宣告：“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勇敢地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李大钊在严重的生死关头，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舍己为人，舍身救人，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使一切有良心的人钦佩。但是，毫无心肝的奉系军阀，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于二十八日上午，将李大钊等二十人一齐绞杀。李大钊临刑时从容地走上绞架，神色不变。（北京《晨报》）。
李大钊出生到人世已经九十年，离开人世也已经五十二年了。他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光荣的革命先烈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在宣传和研究李大钊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此，我们必须把事实搞准确，而且立论要公平，既不能苛求于前人，也不必溢美于先烈。李大钊处于我党的幼年时期，他的思想、言论和革命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我们写李大钊，不应有所忌讳。虽然他是我们的亲者、长者和贤者，但我们不是封建史学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工作者，我们只能忠实于史实，忠实于真理，而不能有任何的顾虑。对我们敬爱的李大钊，应该把他当作人民的良朋、忠仆和战士，不应该把他当作圣人或神人。他的品德很高，他的文章很好，他的功劳很大，但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
我们纪念李大钊、研究李大钊，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学习李大钊，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李大钊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忠心耿耿，为革命奋斗一生。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了与群众一起生，同群众一起死。我们全体党员和一切革命同志，应该学习李大钊的榜样，排除宗派习气，内外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努力奋斗。
李大钊的道德高尚、品性纯洁。他提倡修养，经常讲革命的伦理学，他一生以“铁肩担道义”为座右铭，并且用自己的全部言行、最后用自己的鲜血来实现了自己的箴言。由于李大钊的道义感人，所以无论是他的亲属，他的师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敌人，或是爱他（大多数），或是恨他（极少数），但对他没有不佩服的。当前，我们正在整顿党风，亟需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用党性克服派性，严格地遵守党章、党纪，模范地遵守法律、法令，此时提倡学习李大钊，是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
李大钊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极为丰富，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他的道德足以配天地，他的功勋足以昭日月，他的言论足以炳千秋。李大钊将世世代代地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李大钊永垂不朽！
（原载十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