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教授赵修复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昆虫教授赵修复
本报记者 傅冬
北方昆虫天敌训练班的教室里，一百多位学员正聚精会神地听福建农学院植保系主任赵修复讲昆虫分类学。
一提昆虫，也许有人会说，很多昆虫没针尖那么大，有几个怕什么，何必花力气去研究？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小虫子的能量有多大！它们从进口的粮食和树苗里偷偷爬进来，或者从旅游者的箱子或衣服上带进来，糟踏庄稼和果树，没多久，大片大片的庄稼或果树就害病了。
要是外国有架U2飞机飞到我国领空，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把它打下来，可是进来个虫子就觉得没什么。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主权经常被侵犯！
有人也许会说，有虫，打点农药不就行了吗？他哪里知道有时农药打多了，虫子反而闹得更厉害。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昆虫都是害虫。自然界、昆虫界也和人类社会一样，充满着矛盾。有害虫的地方，就有它的死对头——益虫（即天敌）。它们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我们走到绿油油的庄稼地里，乍看起来，静得好象一幅画，其实，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不信，你蹲下来仔细瞧，你看那稻叶上的害虫：纵卷叶螟、稻苞虫……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展翅欲飞，十分得意。你再盯着瞧，不一会儿，来了害虫的天敌——寄生蜂。它们的本事可真大。它们灵巧地刺破害虫幼虫的肚子，将自己的卵产到害虫的肚子里。然后，把害虫肚子里的东西都吃光了，害虫变成了死虫，害虫成了寄生蜂的安乐窝，庄稼就这样活下来了。
如果你打农药把害虫杀死了，同时也把天敌杀死了。那些没有被杀尽的害虫，因为没有天敌管制它，用不了多久，它又闹起来了，而且闹得更厉害。
打仗，要弄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种庄稼也要弄清那种虫是害虫，那种虫是益虫，不能不讲“政策”，统统打农药，统统杀死。
打农药花钱不说，还污染环境，人要是吃了打过农药的粮食、蔬菜和水果，容易生病。我们要充分利用天敌，以虫治虫。
赵修复说着在黑板上写了两个数字：百分之五和五分之四。他说：“据估计，我国有十五万种昆虫，现在已经知道名字的还不到三万种，这里面，由我们中国人命名的只有百分之五，这就是说，还有五分之四的虫子我们不认识。解放三十年来，我国每年只认识新种六十个，按这样的速度，我们还要花上千年的工夫，才能弄清我国的昆虫的种类，你们说急人不急人！”
他讲得真有意思，把我给吸引住了，我问他是怎么爱上这门学问的。
一九三七年，他在燕京大学三年级读书。那一年他去作果树害虫的调查。树上的吊死鬼、洋辣子真讨厌，吃了很多树叶子。有一天，他发现那些虫子的身上结了米粒大的白色的茧。他把这有趣的现象告诉他的老师胡经甫。胡老师说，这叫绒茧蜂，是从害虫肚子里钻出来的。这种蜂叫寄生蜂，对庄稼很有用。他想多知道一点绒茧蜂的情况，可是胡老师也说不清，只给了他一本书《中国蜻蜓手册》，这是一个美国教授一九二八年来中国讲学，回美国后写的中国蜻蜓分类的书。胡老师说，学会蜻蜓分类的方法，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寄生蜂。
那时找本寄生蜂的参考书都找不到，更不用说找教昆虫学的老师了，那只好从学蜻蜓分类开始吧！
他一有空就拿个网子去逮蜻蜓，他真逮了不少，可惜的是日本人打来了，他的那许多宝贝虫子都丢了。
一九四二年他到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去作助教，又从头搜集蜻蜓标本。一九四八年去美国留学。一九五一年得了博士学位。他学得不错，美国老师想留他。给他的签证是一个永久居留证，还可以把家属接去。他坚决要回国。临上船时，美国海关人员拿着永久居留证问他：“你舍得丢掉它吗？”赵修复回答得很干脆：“我是中国人。”
一九五一年他到福建农学院任教。他逮蜻蜓和别的寄生蜂的劲头不减当年。背后有人喊他：“蜻蜓博士”，说他“凭个人兴趣工作”，“有名利思想”。赵修复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他想，他绕了个圈子，走了那么多弯路，为的是学分类方法呀！
人们在农学院校园的稻田、菜地和小树丛里，经常可以看见他猫着腰捉虫。他总是随身带着几件宝贝：采集袋、放大镜、镊子和采集瓶。七、八月的晌午，太阳烤人，地里的温度有四十一、二度，别人都睡觉去了，他却泡在稻田里盯寄生蜂，一猫腰就是两、三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坐到地里或跪在地上接着干。他身上的汗就象雨水一样往下淌。深更半夜，他也常常起床到田里的黑光灯旁，看寄生蜂的活动。清晨、傍晚，他也下地了解寄生蜂治害虫的规律，如何产卵，怎样生活，它的数量消长，等等。
白天他要给学生上课，还要辅导年轻教师，晚上他就钻进工作室，拿起显微镜整理采来的昆虫标本。他的工作室摆满了标本柜、文献书橱和卡片箱。
他的书架上摆着许多很精致的标本盒，里面很整齐地排着一行一行的寄生蜂标本。有的小虫虫我们的肉眼看不清楚。制作这些标本可不容易，不能弄脏一点昆虫原来的颜色，不能伤着昆虫身上比头发丝还细好多倍的毛，也不能弄坏虫子的翅膀。有的虫子标本是在放大几十倍的显微镜下制作的。忙一个钟头，才能制作一、二十个标本。为了找繁殖力强、适应性强的“天敌”，他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用凉水洗洗脸又接着干，多少年来他很少在十二点钟以前睡过觉。
赵修复干得正欢，文化大革命来了，他被揪出来批斗，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认为自己为革命钻研业务没错，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工作光荣。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抓紧时间写《中国姬蜂分类纲要》。可惜的是他存放在工作室的一大箱子标本被人扔掉了，那里面有二十多种蜻蜓和寄生蜂，是世界上还没人发现过的新种。要是在国外，这些模式标本是要放在国家博物馆当国宝来保藏的。他原想多花点时间整理，一直腾不出手来，这一下全完了。但他并没有灰心，下地干活时，继续逮虫子。可是那时候这是“犯法”的呀！只好偷偷地抓。有一天他看见捆起来的稻子旁边有一群寄生蜂飞来飞去，他抓了几次没抓住。中午回家吃饭，他把一只长袜剪短了，缝在一小根电线上，装在口袋里当采集网。下午去劳动，一看寄生蜂还在那里飞，他高兴极了，这一次他背着人总算逮了几只。他的趋稻厚唇姬蜂就是这样抓住的。后来他被关进了“牛棚”。晚上房子里常有虫子飞进来，他也不放过机会捕了一些，看管“牛棚”的人发现他又在逮虫，便把他收藏的虫统统没收，还骂他是死不改悔。
一九六九年年底，农学院撤销了。他被下放到泰宁县上青公社上青大队劳动。第二年六月，队里的七百亩田突然发现了稻飞虱。他去田里调查，发现田里有数以万计的害虫。怎么办？他问老乡，老乡说前一年六月就发生过虫灾，虫子把稻子都吃枯了，有的地方，放一把火，水稻就全烧光了。
他问老乡，以前碰到这种情况用什么办法治？老乡说滴油拂落法最好。就是用松毛针沾上煤油往稻上滴，然后用竹竿在稻顶扫一遍，虫子跳起来，掉到水里的油上就死了。他叫大伙仍照这法子做。有六十亩地因稻已抽穗，不能用竹竿扫，只好打农药。
七月初，地里又来了稻纵卷叶螟。它们在稻叶上产卵，老乡要打农药，赵修复急得吃不下饭。过了几天，他见那些卵都变黑了，他高兴极了，这是卷叶螟的卵被寄生蜂寄生了。他劝大队党支书不要打农药了。支书听了他的话，果真没有发生虫灾。只有那六十亩先前打了农药的地里闹了虫灾。这是为什么？原来农药把害虫杀死了，同时也把寄生蜂杀死了，所以不多久卷叶螟来产卵时没有寄生蜂来管制它，它就闹起来了。天敌的知识多么重要呵！
一九七二年，赵修复回到福建农学院。他更积极了。他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人们给他的工作做了个统计：积累了两万多个寄生蜂标本，三万多张资料卡片，发现的昆虫新种有八十五种。（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二百多盒寄生蜂标本和一橱蜻蜓标本送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去“避难”。）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寄生蜂分类学著作《中国姬蜂分类纲要》，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还编写了许多资料汇编和通俗读物。他是国内第一个介绍寄生蜂幼虫鉴定方法及其在生产上的意义的人。这项研究获得福建省一九七九年科技成果二等奖。他翻译的《寄生蜂末龄幼虫分类》和他编著的《福建省昆虫名录》将由福建省科技出版社出版。
很多国家搞昆虫分类学的专家想来中国帮助我们搞分类。真的，世界上那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丰富的虫子呢？我们是农业国，什么样的天敌没有呢？可惜的是，这门学问不被人重视。有的人说，要十年工夫才能培养出来一个能独立鉴定昆虫种类的人，远水救不了近火！
现在，赵修复每年都要到各处的昆虫天敌训练班去讲课。他要把他这些年精心研究的害虫的发生规律、害虫与天敌之间关系的若干特点以及害虫防治方法选择，统统教给他的学生。他希望他和他的学生一个个都能象昆虫天敌一样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