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秋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革命回忆录〕
石联星
一九三三年冬，在红色首都瑞金，苏维埃土地上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老表、表嫂们正忙着储粮、选种、翻晒蕃薯干的时候，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有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还有几位留苏的同志。他们正在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人，高高的身材，戴副眼镜，着灰色中式棉袄，长得清癯，风度潇洒，态度安详，年约三十开外，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叫着他的俄文名字，一齐把他包围起来，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相会场面。我也跟着激动着。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秋白同志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兼教育委员。虽然王明路线使他感到压抑，但他还是埋头苦干。他与老教育家徐老和沙可夫同志合作得很好，为编辑教材他们整天忙碌着。他非常关心教育部下属艺术局的工作，此外，还参加《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工作。他虽有严重肺病，还是经常工作到深夜。
当时瑞金的中央各机关与学校都相距十几二十里地。为了工作与同志们联系，秋白同志学会骑马，有时还骑着马来看我们的演出呢！
他对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工作很重视，亲自参加剧校工作计划的制订。他提出剧校要设剧团，还要到前线去演出；要培训艺术干部和演员。不久剧校成立了“蓝衫剧团”，由校长伯钊同志兼任团长。后来伯钊同志率领剧团到红军中巡回演出三个多月，受到红军与群众的热烈欢迎，促进了红军中的文艺戏剧运动的迅速开展。剧团从前方回来时，个个精神抖擞，带回来许多新剧目。
要说培训艺术干部和培养演员，确实困难重重，道路坎坷。秋白同志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他以身作则到剧校来教课。钱壮飞、胡底同志在百忙中也经常来教课；还有沙可夫同志以及红校的赵品三同志，越南的洪水同志，朝鲜的小提琴家崔音波同志都来剧校教课。伯钊同志是什么都教，还把我以及红校的文化教员，台湾籍的刘月华、施英、施月娥、沈乙庚都调来作为剧校的专职教员。我是个高中没毕业的学生，不懂什么，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很愿意去教，可我怎样去教学生呢？自己如何去提高呢？我感到太难了，我恨自己过去学的东西太少了。再说学员的年龄从七、八岁十来岁到三、四十岁的都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还有一字不识的。我苦闷、烦恼。秋白同志到学校来，看出我的情绪不对头，找我谈心。他严肃地亲切地教导我：“对工农，要热心，耐心。”我很受感动。后来许多事我请教伯钊同志和其他同志，与台湾的几位同志共同商量研究着做，逐渐弄出点关于训练演员的初浅基本动作。又如办墙报，我们发动大家来关心利用这块园地。我们自己带头写稿、画画、写歌，还帮助不会画画、写字的同志们来投稿。墙报一天天活跃起来了。瞧！咱们学校的礼堂，也是排练场和饭厅，多么热闹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墙壁上都有墙报，装饰得鲜艳夺目。它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对同志们文化提高上与扫盲工作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秋白同志来剧校与大家都很亲切。他喜欢讲古今中外的故事给大家听。我们有个最小的演员丘兰只有九岁，是红军打下龙岩时在火中抢救出来的孤儿。开始到剧校时她沉默寡言，没有一丝笑意，她心中充满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还有个江西农村的孩子叫郭的海（十岁），很活泼。另有一部分从农村来的，如兴国山歌名歌手刘秀章。还有从红校洗衣队调来的几个女学员。秋白同志特别喜爱这些孩子们。只要他一来，大家都围上去，就是小丘兰也拉着他说说笑笑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情况很紧张。剧校搬到梅村，伯钊同志不久随中央长征了。我和王普青同志带了二十几位演员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可那里的同志说现在战士每人要打五双草鞋没时间看戏。我们真纳闷，发生什么事了？谁也答不出来。通讯员送来秋白同志电报要我们立即回瑞金，并派人来给我们带路。我们连夜赶路，整整走了三天，才到瑞金县的地界。天黑了，看到不远的山脚下，整整齐齐的人流在行进。那深沉有力的脚步声震撼着大地，那铁器的撞击声使人产生庄严肃穆的感觉，圆形的军锅紧紧贴在炊事员的背上。看到这一切，我真想奔过去问：“同志哥，红军哥，你们要开到那儿去？到那儿去打仗？我们要跟着你们去呀！”啊，不，这不行啊……不行，红军铁的纪律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出发，在行军，要打仗！我们这二十几颗心哪，跟着那铁器撞击声一块儿在激烈地跳动。他们行进的方向与我们完全相反。
带路的同志并没有把我们带回梅村或某个机关、学校，而是把我们带到一块菜园地里一座孤零零的茅舍前。这就是秋白同志在瑞金最后居住的地点——瑞金下肖区三十里的地方。
这时已是漆黑的夜晚。大约是借助于星光，或是由于我们急切盼望见到秋白同志的心灵之光吧，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他仍然穿着他到苏区时那套合身的棉袄，是那样安详地站在茅草屋檐下等着我们。我们这二十几个孩子上前把他紧紧地围住，抱着他，拉着他，望着他……。他平静地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毛主席走了。”我们听到这里忍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秋白同志继续说：“不要难受，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他们的。”他的话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逐渐收住了眼泪。这时山脚下那沉重有力而急切的脚步声和铁器撞击的铿锵声，依然不断地传来。秋白同志的秘书庄东晓同志将我们引到屋里去，炊事员同志忙去做饭给我们吃。
饭后，秋白同志再三安慰我们说：“我们还有部队呢！还有中央同志留下来了。你们留下来，到群众中去，能演出就演出，不能演出就做些口头宣传工作也好呵！”听他这一席话，我的心逐渐踏实下来，不那么茫然了，感到自己肩上有担子有任务要去很好地完成。
在这样紧张情况下，秋白同志把我们留下来，用意很明显，就是：文艺也是战斗的武器。他委任赵品三同志为宣传部下属艺术局局长（当时秋白同志是留下的中央局宣传部长），并把我们不到一百人组成三个剧团——“战号”、“红旗”、“火星”。
开始行军时，我们是跟秋白同志以及中央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公家给他一匹马，可是他能走时总愿和大家一起走，有时还和我们一道爬山呢！行军中他提议刘秀章唱个兴国山歌《哎呀唻》。这歌唱起来没个完，你接着唱，他又接着唱，台湾籍的沈乙庚同志吹起了口琴，我们集体唱起江西、福建民歌，唱苏联革命歌曲。哎，真鼓劲儿，上山也不觉累。
到了一个宿营地，大伙休息了。崔音波同志取下他的小提琴，拨动琴弦，拉上几下。可秋白同志还要审稿、写稿，为《红色中华》报的出版紧张辛苦地工作着。
剧团为了深入群众，不得不离开他。临行前他叮嘱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演出，鼓舞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他要求我们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他说：“你们会写字的要帮助那些不会写字的同志写歌、写戏。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但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
我们带着秋白同志的叮嘱随军下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生活，劳动，打柴，挑水，晒白薯干，收藏粮食，进行口头宣传。群众去赶集，我们就编了新戏、新歌、新的舞剧，在赶集的庙台上演出。布景大都用砍下来的树枝与布条拼起来，分成内外景，还很美观呢。几个月中，我和王普青带领的“火星剧团”演出了《女英雄》（话剧）、《牺牲》（话剧）、《李保莲》（话剧）和活报剧、山歌、民歌，还有大鼓《王大嫂》等。我们新创作的东西都送去给秋白同志看过，他都亲自认真地修改。记得我写的那个大鼓词《王大嫂》，经秋白同志修改后还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过。
与群众在一起真有学不完的东西。很多群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如送丈夫、儿子去当红军，送粮送草支援前线，给红军做军鞋等等。妇女们日夜纳鞋底，一针一线，千针万线地纳呀，纳呀，还在鞋底上纳出各种花纹、图案，还有的将自己的名字也纳上去。她们的心哪，与红军是连得那样紧！苏区的妇女、儿童是很勇敢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妇女和一儿童团员拿着红缨枪押着三个坏蛋，这位妇女和儿童团员是那样无所畏惧……这些事实深深教育着我们。我想这就是秋白同志所指出的要我们到群众中去的用意吧！也就是作为文艺工作者所需要的创作源泉吧！
元宵节前，秋白同志要这三个剧团回到中央局所在地会演。经过几天行军，我们到达雩都小密附近山村，在一个农舍里见到了秋白同志。他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将我们寄给他的民歌、山歌拿出来给我们看，上面有不少是他修改的笔迹。我们把会演的节目再加整理和排练，秋白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修改与提高的过程。在我们排练时他常来看，提意见。当时在这茂密的深林里真够热闹，又是唱，又是跳，又是排戏，又搭戏台。树林里到处是我们排练场地。表嫂和姑娘们抱着孩子、带着弟妹来看我们排练。她们站在旁边总是眯眯地笑着。我们搭了一个不太大、但有顶棚的舞台，晚会前，把总部办公的两盏煤气灯点燃，挂在戏台前两侧。嗨，别说多亮堂！真痛决呀！我们用红纸泡成水当胭脂，用墨炭当眉笔。那时已是数九寒天了，山风和小雨吹打着我们。说起来又怪，我们演员们心里有团火在燃烧着，兴奋的把什么样的冷都忘了。脱下外衣，露出那跳舞服：红背心、黑短裤，那白净净的还带几道蓝道道的海军服多整洁！多精神！海军舞，游击队舞，工、农、红军舞都跳开了，还有台湾同志跳的《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草裙舞也上台了。看戏的观众除山村的和十几里外赶来的老乡外，还有我们部队的战士与中央局的领导同志。秋白、陈毅、毛泽覃、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邓子恢、项英等同志都来了，他们站在群众中。还是老传统，把最好的地方留给群众。这次看戏没有坐位，都是站着看。雨越下越大，观众没有一个走的。有的穿上蓑衣，披上油布，戴上斗笠；个别也有支着雨伞的。
这次演的节目，除了《牺牲》、《女英雄》、《李保莲》、《非人生活》、《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不要脸》等剧外，还有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大鼓词《王大嫂》，以及崔音波的小提琴独奏，还有唱不完的山歌、民歌。
秋白和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与群众战士一直在雨中看完节目时，已接近拂晓了。
第二天，秋白同志亲自给我们发奖，并提了意见。他认为我们到群众中去学习、生活的这几个月是有成绩的，说我们创作这么多的东西，演出是感人的。我们发动剧团全体同志搞了几百首歌词，他很兴奋。他说把这些节目整理一下可以出专集，把那些山歌、民歌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出版。他认为我们写的东西是粗糙的，艺术性不是很强，内容比较简单，但却是健康的。他并将话剧《牺牲》、《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不要脸》等集在一起油印了三百份发到全区。在我印象里，秋白同志还写了序言，集子的名称叫《号炮集》。
演出的第三天晚上，战争情况紧急，秋白同志收拾行装，我和品三以及剧团同志去看望他。他住在农民一间茅屋里，正在桌上收拾他的书和文件。他对我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总之谈了对我们的许多希望。知道他马上要走了，我们向他告辞。我们的告别没有任何伤感之情，总认为秋白同志能平安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将来会见面的，真没想到这次是与他永别了。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品三同志时，我们很怀念秋白同志。品三同志还说起那次会演后他与秋白等同志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秋白同志表示同意，后因战争情况紧急，会未能开完，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秋白同志不但关心我们的业务，还非常关心我们的政治生命，引我们走上正路。
六月十八日是秋白同志的牺牲日，秋白同志牺牲已有四十五个年头了。他的牺牲是何等壮烈呵！刑前他高唱《国际歌》、《红军歌》……
秋白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勇于剖析自己，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秋白同志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一九八○年五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