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
中国青年报记者 凌英美
一些时候来，青年中常常流传这样的话：“不靠数理化，就靠好爸爸。”这的确反映了我们目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实际。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青年应该向谁学习，向谁看齐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财政部长吴波同志。
严于律己 不搞特殊
在财政部采访的几天时间里，从司机、秘书、行政管理人员到司局长、副部长，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向我介绍了吴波同志的事迹，都异口同声地赞扬：
“吴老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吴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不搞特殊。”
“吴老是我们的好部长啊！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吴波同志今年七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就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主任，建国后担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部长，四十年来一直做财政工作，是一位刻苦学习、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他的职务几经提升，当了部长，仍住在五十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现在门窗的油漆斑斑剥落，墙壁已经十七年没有粉刷。唐山地震以后，墙壁两处出现裂缝，机关和房管所要给他修理，他执意不肯，还诙谐地说：“我研究过了，即使墙壁倒塌，也是往外倒，不会有危险的。”他还说：“我是财政部长，管钱的，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许多人居住条件都很差，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应当先给别人修。”
吴老当了部长，行政处的同志准备给他配备新的沙发、大办公桌、电扇等家具。他知道后，就找行政处的同志说：“我家里的东西一切照旧，什么也不要给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要多关心下面的同志……”行政处的同志觉得吴老家的沙发实在太旧，提出要修理，换个沙发套，也被拒绝了。现在，吴老家里的沙发套还是他爱人邸力同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自己买布缝制的。
三年困难时期，吴老也不要特殊照顾，把发给他的“供应卡”锁在柜子里。秘书发现后，心疼地对吴老说：“你夜以继日地工作，年纪又大，应该注意一些营养，否则你身体吃不消。”可是，我们的吴老却毫不在意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大家都有困难，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同大家同甘共苦，才能不脱离群众。”一九五九年夏天，吴老到北京郊区芦沟桥公社一个大队参加劳动一个月，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社员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头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路要靠自己走 不能依靠父母”
吴老搞财政工作几十年，到处都有老战友，老下级，可是他从未想到要利用职权和战友关系，把自己的儿子弄到身边，或调到大城市，安排如意的工作岗位。吴老常说：“权力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孩子从学校毕业，就是国家的人，要服从祖国分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人尤其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在吴老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四个儿子有三个在外地工作，而且都是在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支援大西北建设。吴老高兴地对他说：“我支持你的行动，青年人志在四方，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你一定要记住，既决定去，就不能中途当逃兵，要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这样，大儿子离开了北京，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工作一直到现在。二儿子原在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一九六六年，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支援了三线建设，并且把爱人、小孩和岳母一起迁去。吴老对此积极支持。至今，他一家仍生活、工作在陕西省铜川的一个山沟沟里。四儿子从部队转业，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在那里结了婚，安了家。
不搞门当户对 和群众心连心
吴老一家和劳动人民心心相连。在吴老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子们也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特殊感、优越感。几个儿子找对象，也不考虑自己的门第。说起儿子们的婚事时，吴老打趣地说：“我们没有搞门当户对，对象都是他们自己找的，几个儿媳妇都是劳动人民和一般干部的子女。”
大儿媳在甘肃省舟曲县饭店当服务员，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县和自治州的先进工作者。四儿媳早年因病在农场退职，现在家属队当临时工。二儿媳的母亲是保姆，在去陕西以前，吴老多次叫亲家母来玩，但有一段时间她怕部长家里看不起她，不好意思来。吴老和他的爱人知道这情况后，对二儿媳说：“你告诉妈妈，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我们是亲戚，要老人来吧。”以后老人们才有了来往。
吴老职务虽高，却始终关心群众，把劳动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吴老家的保姆，全家都称呼她孙奶奶。有时，孙奶奶的亲戚来看望她，吴老总是留他们一起吃饭。每到夏天，孙奶奶住的房子西晒。窗上除了挂苇帘外，吴老和邸力同志亲自在孙奶奶窗前种上扁豆和牵牛花，以遮阳光。吴老对机关职工的困难很关心。六十年代初给吴老开过车的老李同志，现在年纪大、行动不便，老伴又有病。吴老夫妇和儿子有时去探望并送钱给他。
吴老是非常谦虚的。一次，在他家里，当我表示要向吴老学习时，他说：“我是搞财政工作的，对自己检点一些是应该的。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自己，我还做得很不够呢！”
（原载六月七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