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化贡献更多的革新成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四化贡献更多的革新成果
——记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范忠志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的事迹
在湖北武汉市的江岸机车车辆厂，有位名叫范忠志的老工人。三十年前，当解放战争的硝烟还在祖国南方弥漫，他就制造了我国第一台高效率的机车烟管切割机，为迅速修复大批“趴窝”的火车头，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著名的革新能手。三十年过去了，范忠志年近古稀，他依然是革新闯将，正在新长征中进行着创造性劳动。
发愤
一九五六年早春的一天，范忠志这个旧社会的放牛娃，作为新中国的代表登上了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出国访问。
在出国访问的日子里，他看到了外国铁路工业的先进水平同我国铁路工业现状的巨大差距，越参观触动越大，刺激越深。他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国家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不摘掉“落后”帽子，我这个劳模、我们这些国家主人，有什么光彩呢？！从此，在范忠志忘我劳动的力量源泉中注入了新的动力，朴素的报恩思想升华到新的高度，那就是对祖国富强的热烈向往和自觉追求。
一九六一年，我国修理货车急需一种三十二毫米的车轮轮缘靠模。一个靠模只值七千元，但是那个“兄弟”国家非要靠模、机床一起卖，价格高达二十四万九千元。范忠志憋着一股气，承担了试制靠模的任务。他带领攻关小组奋战三个月，硬是用手工做出了一个靠模。然后，他又同一位技术员用反逆法推导出了靠模的曲线原理。当江岸车辆厂生产三十二毫米轮缘靠模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取经的时候，范忠志却精疲力竭，被抬进了医院。经过检查，病人体内钩虫不下百条，极度贫血，生命危险。这样的病人连坐着都很痛苦，可他竟然在机器轰鸣的车间，绞尽脑汁地大干了三个月，这在医学理论上简直不可思议！
坚持
一九六六年五月，范忠志在参加了“全国先进刀具推广队”的工作后，从东北回到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夸奖范忠志在推广技术中做到了“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勉励他和大家不要满足，要看到我国与外国在机械工业水平方面的差距，希望大家开动脑筋，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范忠志回到工厂，当天就找工人、技术人员商量，决定把搞专用设备和自动流水线作为今后技术革新的主攻方向，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革新计划。
第一仗刚刚打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忠志同其他劳动模范一样，被打成“假劳模”、“黑劳模”，关进小屋子里，“勒令”天天写检查交待。对攻击、诽谤，范忠志都不在乎，他痛苦的是无休止的纠缠，耽误了宝贵的革新时间。一次，那些人又在工地上把他“揪”住了，逼他拿交待材料来，范忠志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知道我没有文化，不会写交待，说我黑的、假的，怎么都行，我只求你们让我快点把两条生产线搞起来。”跟他们讲理怎么讲得通呢？眼看着两条流水线七零八落，象死蛇一样瘫在地上，范忠志心急如焚。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他终于团结了一批工人和技术人员，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为我国铁路工业系统创造了轴瓦和制动缸两条生产线，使工效一下子分别提高十倍、五倍。
一九七○年，范忠志又接受了制造一千六百五十吨水压机的任务。没想到，任务接到手，批判跟着来。当时，“政治冲击一切”的妖风甚嚣尘上，范忠志被扣上了“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大帽子，成了全厂“不突出政治的典型”。但是范忠志说：“我不怕挨整，我怕花了国家八、九十万块钱还搞不成水压机，这不是犯罪吗？！”他得到了全厂、特别是机修车间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的支持，范忠志革新小组又开始了制造水压机的战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幸又降临到范忠志的头上。他的老伴的胃癌到了后期，病在垂危。白天，他忍着内心的悲痛，带领大家进行紧张的组装；晚上，直到大家收工之后，他才摸黑赶到医院。他多么希望在最后的时刻，好好照顾一下老伴啊！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当他老伴去世的时候，范忠志正紧张地战斗在水压机组装的最后一个部位上。
范忠志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十年间，同工人、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顶住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忍受了家庭不幸的痛苦，攻克了技术上的一道道难关，创造出了三百多项革新成果，其中较大的就有近三十项，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
冲刺
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了。范忠志心花怒放，干劲倍增。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时间更紧迫了，决心一天当两天用，为四化贡献更多的革新成果。
然而，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工厂有时连完成生产计划都感吃力，更不用说搞革新了。每搞一项较大革新都会碰到资金、材料、设备加工等各方面的困难。有人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范忠志说：穷，就得想穷办法。他一方面四出奔走，筹措革新的本钱；一方面，发动群众，查遍厂里的角角落落，在利旧、利废上大做文章，千方百计地少花钱，多办事。三年来，他用这种“穷办法”完成了九项较大的革新。
范忠志几乎每天都要上两个班，这对于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怎能吃得消呢？一个盛夏的晚上，范忠志的肾炎病又犯了，高烧到四十度，盖着棉被还直打哆嗦。晚上十点多钟，他的助手赵焕鹏找来了，一看这情形，就匆匆找医生去了。范忠志断定车间有事，他躺不住了，硬是强撑起身子，艰难地来到车间，直到昏倒在机器旁，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可他每一次住院，都没有按医生的要求，老老实实住到底；就是强迫住下，他也常常是晚上进病房，白天溜出去忙革新的事。厂里多次安排他去疗养，都被他谢绝了；领导建议他治治眼睛，他舍不得为此花几个月的时间。
他常说：“新长征虽然才开始，可我剩下的年头不多了，我得象运动员跑最后一圈那样，拚命往前冲啊！”
本报记者 李永长 周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