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
这是《山西日报》7月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山西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错误做法，很多都是过去本报宣传报道大寨、昔阳时存在的问题。我们愿意和广大读者一道，共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编者
先进典型不是神，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任何先进典型也都是一分为二的，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都有其先进的一面与不足的一面。本来，大寨和我国农业战线上的许多先进单位一样，是在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和成长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从农业生产上来说，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只是山区建设的先进典型之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对大寨的评价和宣传越提越高，越说越玄，越来越神秘莫测。什么“阶级斗争的样板”呀，“全面专政的典型”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典范”呀，等等，而且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先进，什么好经验都有，不仅农业要学它，工业、财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司法、公安、民兵、青年、妇女等，各行各业也都要学它，都挤着去虎头山下“参观取经”。于是，大寨好象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百宝箱”，一株要什么花有什么花的“百花树”。不仅如此，它还事事正确，一贯正确，向“走资派”夺权是“造反派”，批林批孔是“先锋”，“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好汉”，同“四人帮”斗争又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大量的事实说明，大寨这个典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被神化，一方面是它本身的许多做法适应了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上上下下有不少人竭力地吹它、捧它，按照不同的政治气候，采用虚构、夸张、拔高等手段，打扮它，塑造它。
人们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各条战线、各个地方，都有一批先进的典型。可是，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狂风暴雨中，这些先进典型都遭受了一场大难。什么“树黑旗，反红旗”、“搞对等，压大寨”等等奇谈怪论，象一阵又一阵冰雹，把大批的先进典型之花打落在地。有人甚至说什么，“农村的一切典型，都是学大寨的典型，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典型。”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法。我们国家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有几十个民族和九亿多人口的大国，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够用一个“山区建设”的典型去号令全国、指挥一切，去套所有的社队呢？这种削千万只“足”去适一种“履”的作法，怎么能使我国的农业放开脚步前进呢？
某个地方和单位成为先进典型后，别的地方即使工作再先进，经验再好，都得跟在“红旗”的屁股后面走，甚至连社员的分红和吃粮标准，也都不能超过“红旗”单位；“红旗”单位即使再有缺点，或者已经落后了，也不准别人批评指出，道个“不”字。
应当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不能把先进典型永远固定在某一个单位，把“红旗”永远插在某一个山头。对于先进典型来说，要看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欢迎别人超过自己，不能夜郎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更不能用自己的“红旗”牌子压人，嫉妒别人先进，让别人永远诚惶诚恐地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有的地方为了保住“先进”称号，保住“红旗”牌子，实际上是某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乌纱帽”，不惜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那就更加错误了。比如，“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五年中共虚报粮食产量2．7亿多斤，比这五年实际产量多报了近24％，平均每年虚报5，400多万斤。这种“先进典型”，怎么能够叫人服气呢？别的地方又怎么能够学习呢？
给典型以大量的钱和物，使典型在客观条件上远远脱离了一般的水平，走向特殊化，完全失去了典型的意义。比如对昔阳县，据有关部门反映，从1966年以来，姑且不算国家拨给的农机、化肥等物资，仅晋中地区支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款就达2，560多万元，平均每增加一亩水浇地要花600多元。最近中央报刊披露的那个“西水东调工程”，至今已经耗去国家投资5，000多万元，还没有收到一点效益；即使能够收到一点效益，象这种用大量金钱“喂”起来的“先进典型”，其他地方怎么能够学得起呢？
推广先进经验不能靠棍棒。靠权力、靠压力、靠棍棒来推广典型的做法是错误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前些年在学大寨运动中，用行政命令和政治压力，甚至用“专政”的办法，强行推广大寨、昔阳的一整套经验。例如，提出什么“学不学大寨，真学还是假学大寨，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问题”，“是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强不强的标志”，“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大寨的感情深不深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要在政治上和大寨保持一致性”等等。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连上级领导机关也要看其眼色行事。再如，用高压手段反复批判什么“假学”、“明学暗反”，乱给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扣“民主派”、“走资派”、“反革命”等帽子，把所谓“反大寨”作为一条棍子到处打人，从娘子关内一直打到娘子关外。又如，在“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口号下，从基层干部中乱抓所谓“五种人”，从各级领导部门乱换“和大寨没有感情”的干部，从各级党委班子中乱清“三反一砍”的“帮派势力”，并且从昔阳派出大批干部到外地和上级党委部门去掌权。在这种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大批大斗的形势下，致使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遭殃受整，有的被批斗，有的被下放，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撤销职务，有的被逮捕法办，有的甚至被整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学习先进经验不能照葫芦画瓢，不能搞“一刀切”。如“大寨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昔阳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要“不掺假”、“不走样”，“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先进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大寨、昔阳搞大队核算，其它地方也都要搞大队核算；大寨、昔阳搞“一定四评”；其它地方也都要搞“一定四评”；大寨、昔阳“关闭集市贸易”、“割自留地尾巴”、“砍家庭副业”，其它地方也得“关”，也得“割”，也得“砍”；还有什么几“出勤”、几“送饭”、“早上五点半，黑夜加班干”等等。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常现象：“照抄照搬是真学，因地制宜是假学”。这样的“一刀切”，切掉了唯物辩证法，切掉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创造精神，切断了农民致富的广阔道路！
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时，还有一个正确对待先进经验与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先进经验不等于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同党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两者的关系搞颠倒，用某个先进典型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些地方的领导人继续用大寨、昔阳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甚至对抗党的方针政策，固然有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没有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对大寨、昔阳的许多经验并不是什么“先进经验”，而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不认识。至于个别人拉大旗作虎皮，借口“学大寨”对抗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甚至公然叫嚷“碰到南墙也不回头”，那就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了，就不是党纪国法所能容许的了。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抓典型，推广典型，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做好。这是我们一条最深刻的经验教训。
李国庆 杨玉印（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