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四大”和发扬民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取消“四大”和发扬民主
陈江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这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自从五届人大第十四次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取消“四大”以来，人们对“四大”的功过利弊和取消“四大”的是非曲直，有过不少议论。现在，“四大”从宪法条文中取消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限制，还是保障？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后退，还是前进？这是必须搞清楚的。
“四大”的历史回顾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始于1957年。它是这一年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的产物。在此之前，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整风运动时，党外一些同志借用了这种说法，把帮助党整风叫做“鸣放”，并且提出要“大鸣大放”，我们党接受和支持了这种提法。当整风转为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大鸣、大放加上大辩论、大字报，成为反右派的主要斗争形式。这一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从此，“四大”便成为一种群众斗争形式，遍及于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这样，“四大”就具有特定的含义，同最初指的那种文艺上、学术上各种不同的形式、风格、流派、观点的自由竞赛和论争，同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指的那种发扬民主、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等等含义大相迳庭了。认为整风这种和风细雨的形式不能解决问题，予以摒弃，转而采取“四大”这种所谓群众斗争的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在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更是借助“四大”，竭力要搞乱我们的天下，所谓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就是康生密谋策划，授意炮制的。1966年6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陈伯达就通过他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号召“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提出“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于是，“四大”的作用和身价就被抬到吓人的高度，造成一种足以左右人们意志的政治压力，迫使人人都要“拿起笔来作刀枪”。先是口诛笔伐向“三家村”开刀，接着就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被用来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那时，写不写大字报，写多写少，敢不敢上纲上线，成了衡量对待“文化大革命”态度的标尺。之后，林彪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这样，“四大”的使用范围就被扩展到无所不用的程度。
“四大”这种“大民主”一次又一次被运用于政治运动，同时也一次又一次接受着实践的检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大字报常常是捕风捉影，人身攻击，变成了不胫而走的造谣诬蔑；大辩论往往是徒具其名，变成了不容分辩的大批判。如果说，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多同志还相信能够通过以大字报为主要特征的“四大”来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那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人们对于“四大”终于失去了信念，也失去了热情。
到后来，当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四人帮”把我们国家搞得满目疮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同志被影射攻击，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横遭迫害时，终于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接过“四大”这种“新式武器”（主要是大字报这种形式），把它对准了“四人帮”，被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1976年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那些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它们呐喊出人民的心声，洋溢着浩然正气，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也是“四大”兴衰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但是，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那些革命诗词变成了“反革命罪证”，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追查。人们再一次看到，不管林彪、“四人帮”把“四大”吹捧为“大民主”，说得多么动听，只要它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就要遭到镇压，这哪里有一点民主的影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的闸门打开了，民主的空气浓厚了。人民群众对于过去发生过的、当前面临着的、今后实现四化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着认真的思索和探讨。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今后再也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了。而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同“四大”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形式，很大一部分就是“四大”的形式。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第十四次常委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从宪法中取消“四大”的条文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安定团结，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正轨，再也不存在那种产生“四大”和滥用“四大”的土壤了。这次人大会议通过取消“四大”的决议，是中国人民的大幸，相信各国的朋友们也会感到高兴的。
“四大”利弊的剖析
回顾了这段历史，对于“四大”究竟是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还是妨碍了人民民主权利；是造成了发扬民主的空气，还是导致了压制民主的空气；是对社会主义事业起了促进作用，还是起了干扰破坏的作用，就不难作出公正的论断了。尽管在某个时期、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四大”曾起过某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四大”作为一个整体用来搞政治运动，却是弊多而利少的；或者说，是有害而无利的。
“四大”看上去有利于揭露矛盾，实际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用来当作篡党夺权的工具。“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就是假手“四大”，搞乱全国，打倒一切，篡党夺权的。至于那些直接受命于林彪、“四人帮”，或是捉刀代笔炮制的大字报，强奸民意的“大辩论”，更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四大”看上去便于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实际上容易被用作造谣中伤他人的武器。从运用“四大”的结果来看，大字报、大辩论不能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难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而且名为鸣放、辩论，实则大都是一面之词，当事人和见证者得不到进行申辩和说明的权利。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与采用这种“四大”的方法不是没有联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四大”，却被绝对禁止用于林彪、“四人帮”这伙真正的牛鬼蛇神。谁要是胆敢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质问一声，或是对他们见不得人的老底稍揭一二，马上就会被安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而招致横祸。因此，“四大”不仅不能保护好人，揭露坏人，而且在真正的坏人面前常常会使好人受到伤害。
“四大”看上去便于讨论问题，实际上容易导致群众斗群众的恶果。“四大”一搞起来，大轰大嗡，大揪大斗，头脑发热，往往发生偏差和混乱。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我们把很多好同志当作右派来斗，就是一大教训。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斗过来，斗过去，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动荡，留下的严重创伤，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的。
由此可见，“四大”作为一个整体，决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不能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一种以势压人的空气，妨碍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四大”的兴盛，同过去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密切相关，是适应不断开展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与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分不开的。今天，阶级矛盾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了，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再不需要也不能够搞“文化大革命”那种群众斗争和政治运动了。既然如此，“四大”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大”要取消，民主要发扬
有人会问，取消“四大”会不会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妨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呢？
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受到宪法的保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对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和进行批评，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从宪法中取消“四大”的条文，并不是取消民主，减少民主，恰恰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用更好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把“四大”与民主等同起来，把取消“四大”与取消民主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说清楚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过去“四大”被看作是“充分发扬民主的四种权利”，译成外文，就变成了“充分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举行大规模的辩论，用大的字体写海报”。如果望文生义，取消“四大”就变成了取消“充分发扬民主的四种权利”，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很多同志早就提出，“四大”的概念是含混的、不科学的，也是名不副实的。如果说这四个“大”指的是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在宪法上是早有明文规定的。可见，宪法条文上有没有“四大”，同实际生活中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言论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各国的宪法都没有“四大”，人们并不据此来衡量这些国家有没有民主。在延安时期，在建国之初，我们的政治生活比较民主，那时并没有“四大”。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四大”搞得最厉害，封建法西斯专制也搞得最厉害，哪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可言？
我们赞成从宪法条文中取消“四大”，同时强调发扬民主，努力实现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并在继续做。譬如，制定各种法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监督、罢免等各种制度；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的作用；扩大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各种报刊上和在机关、单位、企业内部的各种墙报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各级党政机关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对学术问题、文艺作品进行自由讨论，坚持“双百”方针，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有利于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为各个方面、各种人发表各自的意见提供广阔的途径和渠道。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够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
也有人认为，尽管“四大”有种种弊病，但是当某个地方、某个单位或者是某个工作环节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或者官僚主义者利用职权限制甚至剥夺群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大字报仍不失为触动他们的一种手段。这种考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毋庸讳言，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要克服这种悠久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从领导制度上加以改革，要有法制作为保证，只是依靠大字报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最近“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处理，“西水东调”工程浪费的揭露，都不是靠大字报，而是靠在报纸上开展批评，靠法制来解决的。当然，“四大”虽然从宪法条文上取消了，如果群众认为有必要，在机关、企业、学校内部，张贴署有真实姓名的并对其内容负责的大字报，我认为，这样做不能看作是违反宪法。
也有极少数缺乏民主作风的领导干部，一听说要取消“四大”就沾沾自喜，好象群众再也没有办法给他提意见了。这是极其错误的。取消“四大”，并不取消群众监督。党和国家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都应当处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想逃脱党和群众的监督，去找个什么“轻松”为“官”的地方，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奉劝有这种想法的同志，老老实实地端正思想作风，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监督之中。
唐朝的韩愈，写过一篇《子产不毁乡校颂》的文章，赞扬子产不禁民议，是很值得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一读的。子产是春秋时郑国大夫。有人向他建议，毁掉乡里办的学校，以停止人们在其中谤议国事。子产不赞同这种主张，认为“众口嚣嚣”，广发议论，是件好事，因为各人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他懂得“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的道理，不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好话坏话都听，并视为药石，拿来治病。这种见解和风度至今仍给人以启示。我们要努力健全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使群众能够畅所欲言，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使我们能够集思广益，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相信，从宪法中取消“四大”，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加快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