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
巴金
最近我去了一趟北欧。我是第一次到那里。走出斯德哥尔摩机场时，我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住下来，我感到了家庭的温暖。我在瑞典的首都住不到两个星期，离开这个由14个小岛构成、由70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城市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留恋。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世界语，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可能是在1921年。但认真地学习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1924年到1925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其中有柴门霍甫的《基础文选》和他的其它译著。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买得到的书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在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1928年12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者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来住几天再说吧。”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房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我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当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有一个时期，我每天晚上同索非一起到鸿兴坊去“上班”，回答一些世界语者来信，修改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日本秋田雨雀的剧本《骷髅的跳舞》、意大利爱·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和匈牙利尤利·巴基的原著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习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国际世界语大会。
五十多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和友好的谈笑。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内，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象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那里，我仿佛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多年来我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还不能自由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象潺潺的流水，或者象不绝的喷泉；有时又象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象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起，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劝我不要参加这次的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人劝阻说：你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我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93年的考验，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甫创造的Espe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唯一的“世界语”。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发展、丰富，成为活的语言。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手边只有一本卡伯博士编的薄薄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1，300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今年大会的一千八百多人中间，象我这样的老人只是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文化界的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将来有一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正式文件也可以用世界语印发。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都象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于其他的民族，它也是如此。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单薄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自己的文学宝库……。
在斯德哥尔摩的大会上，我看到了世界语的无限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