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的称谓和威仪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万岁”的称谓和威仪
穆福田
十年“文化革命”，我们和“万岁”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偌大神州，究竟有多少种“万岁”，恐怕就没人能考据清楚。当然，“万岁”虽多，主要的，为首的，还是领袖“万岁”。其它，则多是由领袖“万岁”加以引伸而来：领袖“万岁”，领袖提倡的事物不也该“万岁”嘛！于是“文化革命”、“一月风暴”、“四大”、“造反”也成了“万岁”。多年来，人们高呼领袖“万岁”，已经相沿成习，不曾觉得有何不当。但当领袖“万岁”派生出来的种种“万岁”肆虐十年之后，领袖“万岁”的口号本身是否科学的疑问，终于被合乎情理地提出来了。
欲审其末者当溯其源。仔细考订一番“万岁”的来源和演变，才发现我们中国人喊“万岁”是很有点子老资格的。“万岁”一词，曾见于《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这个“万岁”，纯属巫觋行骗，与后世的“万岁”当然不同。战国时期，呼“万岁”的就多了：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齐将田单诈降燕王，冯煖为孟尝君焚毁债券，左右及民皆呼“万岁”。此种“万岁”，已不同前，但仍是一种欢呼、喜庆之辞，并非呼秦王、燕王、孟尝君为“万岁”。直到秦汉以后，臣民才逐渐开始直呼至尊无上的皇帝为“万岁”。《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了刘邦临朝“殿上群臣皆呼万岁”的史实。《后汉书·韩棱传》记载：韩棱为尚书令时，大将军窦宪威震天下。一次，窦宪奉诏会车驾于长安，宪至，一班大臣欲伏拜窦宪，并呼之“万岁”。韩棱正颜厉色地说：“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于此可见，自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以来，“万岁”就逐步演化成为皇帝的专称了。“万岁”者，封建帝王之别称也。宋代学者吴曾认为，《诗经·大雅》中有“虎拜稽首，天子万寿”的话，人臣之奉上为“万岁”，当源于此。这也是一家之言。
有了“万岁”这个至尊的称呼，还要有显示这种至尊地位的一整套礼仪。唐代名臣魏征有诗云：“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说的是皇帝炫耀“万岁”威仪的整套礼节，是经由汉高祖刘邦手下大臣叔孙通草创的。后来的帝王及其御用礼官，一代代地沿袭、补充、修订，直到明清两代，终于形成了朝拜“万岁”的大套繁文缛节。据《明史·礼志》记载：皇帝即位，先要祀告天地，礼成，“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呼万岁者三”。入朝坐定，“乐作”，“鞠躬三，舞蹈，拱手加额，呼万岁者三”。按明制，每逢重要节令设大朝仪，群臣都要山呼“万岁”。皇帝生辰，叫万寿节。逢此节，群臣不但要“敬祝万岁寿”，要“鞠躬”、“舞蹈”如仪，还要在领呼者引导下，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了清代，“鞠躬”、“舞蹈”、“山呼”仍嫌不足，又加进了“三跪九叩”。
“万岁”的威仪，是宣扬君尊臣卑、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就说汉高祖刘邦吧。他初登帝位时，“万岁”威仪尚未制订，群臣同他的关系颇为亲密。等叔孙通制定了朝拜礼仪之后，一声“万岁”，就把昔日过从甚密的手足远隔在君贵臣贱的丘壑两边了。“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讙哗失礼者”，“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皆引去”。看着旧日将相战战兢兢地山呼“万岁”，刘邦喜不自胜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万岁”的威仪还起了神化皇帝的作用。唐代一位大臣就说过：朝拜礼仪，“与接神相似”。一个地地道道的人，一旦当了皇帝，“万岁”仪仗一排，立时就成了“真龙天子”。皇权一旦被神化，即使雄才大略的帝王，也难免最终陷于自我迷信的深坑。以“贞观之治”闻名的唐太宗，尽管有一批诤谏之士不停地以“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相告诫，仍然逐步走向“渐恶直言”，露出了“万岁”爷的劣根性。
封建皇帝沉湎于“万岁”威仪，为一批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之徒大开了投机钻营的方便之门。后来，竟有人把唱“万岁”赞诗当成了一种职业。明世宗时有个袁炜，无他能，唯善写“万岁”颂诗。世宗常半夜而起，出片纸，让其写诗，袁举笔立就。皇帝过生日，他撰写《万寿节贺表》，曲尽阿谀。在古代典籍中，他的《贺表》居然成了这种拍马文书的代表作。因为颂赞“万岁”有术，袁炜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万岁”的称谓和礼仪，与封建皇权的诞生俱来，却没有随着皇权的垮台而消亡。它象胎痕一样，留在了我们这个反封建斗争很不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党对突出个人的倾向作过斗争，但终因种种原因，没有禁绝。民主革命时期，没有领袖“万岁”的口号。全国解放后，领袖“万岁”的口号开始出现，随着时间推移，“万岁”之声愈来愈高，弊病也愈来愈深。对个人的宣传越来越多，领袖被神化了，集体领导逐渐削弱；“一言堂”慢慢筑起来，党内民主有名无实；诤谏者被疏远，阿谀者却“爵禄高登”。党内生活中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现象，到“文化革命”发展到了顶点，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
教训是深刻的。党和人民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但也不能忘记领袖“万岁”的口号造成的不幸。党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决定，深得民心。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应当永远摈弃这类封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