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积累率问题的一些看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对积累率问题的一些看法
　　杨坚白
我国国民经济失调的主要根源在于积累率过高，而又使用方向不当，经济效果很差。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积累率×积累效果。我国二五时期以来，总的说积累率长期偏高，而积累效果又长期远低于一五时期。积累效果差的主要原因是基建战线过长而又长期打消耗战，以及物资积压严重，资金周转缓慢。我国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高，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率又很低，这说明我们的积累构成中流动基金比重太大，其中包括不少呆滞物资。努力减少积压物资，也是提高积累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国国民经济失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根源在于积累率过高，而又使用方向不当，经济效果很差。调整的关键在于降低积累率，并且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积累和消费是互相制约的，积累率过高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积累问题不只是比率高低的问题，需要与积累效果、使用方向等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我国的积累率显著偏高。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积累率为15．8％和24．2％，并不算高。1958、1959、1960三年，为了追求大跃进，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8％和39．6％；但盲目冒进的结果，1961年和1962年积累率又被迫下降为19．2％和10．4％。三年调整时期，平均积累率恢复到22．7％。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积累率分别上升为26．3％和33％。1978年又高达36．6％，经过调整，1979年降为33．6％，显然还是偏高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率与我国的积累率在含义和计算方法上都不相同。不过，做个粗略的对比，供作参考还是可以的。
例如，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率（指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60—1977年期间，日本一直占30％以上，个别年份达到37％（1973年）；西德一直占25％左右，最高年达到27％（1964年）；法国基本上为23％、24％、25％；英国基本上为17％、18％、19％，最高年达到21％（1974年）；美国基本上为17％和18％。
从上述情况中看出，我国属于高积累之列。鉴于这种情况，有人提出把积累率稳定在25％的建议，我认为是必要的。我也曾经说过25％的积累率比较合适。但必须补充一句，这是个经验统计数字，做为参考是可以的，但还不能断定它就是最佳的积累率。因为至今还未能从理论上或从数量关系上证明它是最佳的。据我的理解，如果说25％是最佳的积累率，就必须从数量关系上证明只有25％的积累率才能使国民收入增长最快，而消费水平也增长最快。一般说来，在社会再生产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本期积累率的最高限不能高于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水平比前期下降；本期积累率的最低限不能使在业职工按劳动力平均的资金装备程度低于前期的。我们应该在此幅度内找寻合适的积累率。
第二，高积累不一定就出现高速度。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追求高积累本是为了更快地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然而实践结果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主要原因在于积累未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众所周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用积累率乘以积累效果的公式求得。同样的积累率，积累效果越大则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积累率虽高而积累效果很差，速度却可能下降。例如，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平均的积累率为24．2％，积累效果为35％（即每百元积累提供的新增国民收入额为35元），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一般认为效果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平均的积累率为30．8％，而积累效果仅为1％，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反而是－3．1％。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平均的积累率为33％，积累效果为16％，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6％。（这里举的速度与积累率、积累效果数字只可供做参考。因为速度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是五年发展速度开五次方求得的；而积累率和积累效果是用当年价格，把各年有关数字相加计算的。故上列年平均增长速度同用上面的公式求得的速度并不完全一致。下同）。
反过来说，假设我们能够保持第一个五年的积累效果35％，按积累率×积累效果＝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公式推算，那么，第二个五年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就不是负数，而是30．8％×35％＝10．8％；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不是5．6％，而是33％×35％＝11．6％。
积累效果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而又长期打消耗战，以及物资积压严重、资金周转缓慢造成的。
积累基金由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包括后备基金）构成；在实物形态上既有生产资料，又有消费资料。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约占积累基金总额的一半左右。但基建效果差，毕竟是积累效果差当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从1952年到1979年国家投资总额大约六千多亿元，已经形成的固定资产大约为四千多亿元，其中有一部分还不能发挥作用。从建设周期看，是拉长趋势。例如，第一个五年的大中型项目平均四、五年建成，而第四个五年平均为十年左右建成。新增固定资产在投资中所占比重是下降趋势。例如，第一个五年占83．7％，第三个五年和第四个五年分别占59．5％和61．4％。工程造价则是提高趋势。例如，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平均投资第一个五年为1，342元，第四个五年为2，452元，提高83％；吨煤开采能力平均投资第一个五年为56元，第四个五年为 119元，提高一倍以上。投资收回率也是拉长趋势。有些行业第一个五年大约为三、四年，现在平均在八年以上。
积累效果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流动资金占用上。一是占用过多。例如1978年末，全国国营企业占用的流动资金达2，900亿元之多，而当年的国民收入为3，011亿元；二是周转太慢，如1978年，国营工业流动资金仅周转2．96次，商业流动资金仅周转1．94次。1979年国营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占用水平比上年减少64亿元，1980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减少160亿元。但占用多和周转慢的趋势并未基本转变过来。要知道，年度内生产的产品积压在库者是作为“积累”计算的，而不合理的大量积压实质上是呆滞资金，并不能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
总之，增长速度的快慢取决于多种因素，而归根到底要受积累率和积累效果两个因素的制约。积累必须发挥应有的效果才能转化为速度。如果浪费大，效果差，积累率高也不能形成高速度；反之，即使积累率低一些，若是积累发挥了应有的效果，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将比今天好得多。
第三，关于积累基金构成需要具体分析。
我国的积累率偏高，但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算高。人们往往不加区别，把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积累基金的构成及其使用方向，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就是了。
关于积累基金构成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例如，按投资和后备划分；按固定基金积累和流动基金积累划分；在投资中又按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划分，等等。当前需要探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积累中占多大比重为宜？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各占什么比重为宜？我国面临的问题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非生产性建设被挤，迫切需要调整。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我国用于固定资产的生产性投资所占比重并不是很高的。以1979年为例，国家预算内和预算外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完成约500亿元，其中职工住宅、科教文卫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比重占27％。我们的建设投资中包括部分折旧基金在内，并不全是本年的积累；另一方面，这个数字不仅不包括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而且全民所有制投资恐怕也包括不全。所以，500亿元基建投资这个数字包含不少不可比因素。就以它作个粗略的对比吧，这个数字仅占积累基金1，120亿元的44．6％；如果再从500亿元中扣除27％的非生产性投资，那么，生产性投资只有363亿元，不过占积累基金的32．4％，占国民收入使用额（3，310亿元）的11％弱。各年的数字有升有降，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长期趋势来看，我国用于固定资产的生产性投资率仅占国民收入的12％～13％。可见，我们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
我国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比率很低，而且是下降趋势，一五时期为28．3％，二五时期为13．2％，三五时期为10．6％，四五时期为13．4％，近几年引起重视，正在不断回升，但还清欠账还需要相当时间。
综上所述，我国的积累率偏高，但是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率不算高，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率又很低。这实质上是说，在我们的积累构成中流动基金（包括后备）所占比重太大了，而且其中包含不少呆滞物资。我国的积累规模已达到一千多亿元，如能把其中的流动基金减缩20％，就可以使基建投资增加一百多亿元。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降低积累率，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大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也要努力减少积压物资，使我们的积累基金构成走向合理化，这也是提高积累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