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六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崇敬和怀念
——献给党诞生六十周年
薄一波
我们伟大的党诞生整整六十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征途中，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艰难，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我们的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我们的事业更加充满朝气，充满希望。
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党和人民，也锻炼出一批党的杰出的领袖。在这些杰出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当纪念党的生日的时刻，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深地怀念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深深地怀念为这个伟大事业奋斗终生、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领导者，深深地怀念立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毛泽东同志！
一
任何一位革命领袖人物，都是在伟大的历史时代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实际贡献，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的。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选择自己的领袖，也要在革命实践中经过长期的观察，才有可能逐渐认识并确定谁真正有领导才能，谁最胜任。我确信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致使我们年幼的党没有防备、也抵抗不住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大革命失败了。无数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广大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党的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全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向何处去？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谁能领导我们继续前进？那时，我和党内许多同志一样都在认真思索这些问题，大家时常议论并留心观察着。我们看到，“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1930年下半年李立三同志的左倾错误，相继使革命遭到了挫折；后来，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更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实践证明，他们都不能领导党走向胜利。
二十年代末期，我在顺直省委军委工作，有机会看到党的秘密刊物《中央通讯》。在那个刊物上，我看到过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这十六字诀，是以有革命根据地为前提的，它生动地体现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高度概括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还看到过毛泽东同志关于井冈山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言论。他对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对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之间、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指明我们党完全可能在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在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区，主要是他们的结合部，建立红色政权，发展革命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还谈到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政权，那里不是一般的游击地区，而是革命根据地。建立这个政权，对巩固和扩大割据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那个时期，我们议论过：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建立我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开创井冈山道路，为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当时是做秘密的军运工作的。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曾朦朦胧胧感到应该到农村去发展革命力量，后来又曾想过要搞武装斗争。由于有过这种朦胧的想法，因此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后，认为他的这些主张非常适合当时革命的需要，很有远见和胆识，我深受启发和鼓舞，觉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内一位不寻常的战略家。
1931年到1936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关心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争论过：上海“一二八”抗战、福建人民政府和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性质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参加抗日和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国民党不能用旧的统治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了，因而采取更加狡猾、更能欺骗群众的方式，即“抗日”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就更加反动，我们只应当揭露他们。而我们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当时处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二八”抗战等是民族资产阶级转向革命，反对不抵抗主义的进步表现，我们应当欢迎，并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双方一直争论不下。
这个时期，我们听到党中央已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还学习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等，使我们争论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1936年，我们又读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曾经同红军打过死仗，“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这篇报告把我们争论很长时间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和策略上系统地解决了。我们是多么兴奋呀！通过学习这篇报告，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善于掌握前进的航向，用富有远见的战略策略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争取新的胜利。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认定毛泽东同志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对他十分敬仰。出狱之后，我更多地接触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确认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
二
1943年春我去延安，这是第一次到中央去。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找我去谈话。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他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呢。毛泽东同志问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口中反复地说着：“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也许是为了记住我的姓名。他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省定襄县人。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我当时怔住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翻阅了《史记》，果然如此。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熟悉啊！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又问我：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彭真同志作过一个关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报告，讲得很好，是马列主义的。接着又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又问到我的经历。我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那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娃娃，不懂什么。他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我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三民主义的书读过，陈独秀的讲演录读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泽东同志笑着说：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我们在北平监狱中的经历。当讲到我们在监狱中的那个长期争论时，他联系当时延安整风的情况说：你们的那个争论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谈到我们在狱中规定了日常生活斗争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同志还问了同时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我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谈话结束时，他要我开个名单，我随后送给了他。
我还汇报了我们在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1936年秋，出狱不久，党就派我们几个人到阎锡山那里去做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工作怎样做呢？当时我们就是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后所作的报告为武器的。在这前后，我们听说毛泽东同志讲过：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象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还讲过：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象“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七七事变”后不久，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太原，传达了洛川会议的精神，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不要受阎锡山的“框框”束缚了。初到山西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以合法身份利用合法形式去开展工作，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个重要意见，在策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为我们进一步指点了方向，使我们避免了迷误。1937年秋天，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八路军来到山西，他们告诉我：你赶快带决死队到晋东南去吧！毛泽东同志说过，要象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彭德怀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要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之前，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这就是要准备进攻在山西的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的力量。这时，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同志说：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还说：目前的形势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经过艰苦的工作，我们在同阎锡山联合抗日的过程中，大胆地发展党和革命的力量，逐步取得了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山西新军在粉碎顽固派的进攻之后，加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成为我们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抗日武装；牺盟会的上层领导人员和基本会员，绝大多数都站到我们党的方面来了。
当我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教条主义不承认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时候，应该转变我们的策略。这种时候，不仅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做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还要做大资产阶级的工作。蒋介石、阎锡山就是大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又说：但是，大资产阶级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要警惕他们投降，要壮大左翼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向进步方面转变。他最后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这次同毛泽东同志见面，谈了八个钟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他谈话不感到拘束。他的谈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一句很普通的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赋予新的涵义，使你顿时感到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力量，并从中悟出哲理，同时也使你感到他的智慧的广袤和深邃。他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善于归纳问题。向他汇报工作，谈问题，他常常用几句话就对你所谈的问题作了结论。使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获得教益。通过这次谈话，我进一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战略家的伟大形象，更加增强了对他的认识和敬仰。
在山西工作期间，我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那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处理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说做统一战线工作要“内方外圆”，而我有时候却表现出内方外不圆，强调了原则性，忽略了灵活性，处理问题有过火的地方，同时态度也表现得不够冷静。有的统战朋友曾经善意地批评我“好插野鸡翎”。好插野鸡翎，这种气势有时还得要，可以压倒顽固派；但在有些情况下，则往往容易把事情闹僵，加重了解决问题的困难，也就不利于做好团结工作。又如，在处理内部的矛盾上，有时也不得当，有山头的倾向。1942年，决死一纵队与八路军三八六旅合并组成太岳纵队。他们不仅原来是两个部分，而且又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与军队之分。处理这种带有多种矛盾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本应按照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的，要待人宽，责己严，多做自我批评。我却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很不够，发生争执时对双方“各打四十大板”，还自以为是“公正”，实际上考虑三八六旅的困难少了，也没有有意识地多宣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有些偏袒曾经由自己领导过的决死队。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在谈到消灭山头问题时，作了一个比喻，说两个小孩打架，做父母的总得先把自己的孩子骂几句，甚至打几下，然后安慰对方的孩子，才能平息纠纷，老百姓都懂得怎样来处理“山头”问题。这对我很有启发。194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提出的干部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倡议，曾经写了一份材料，检讨我上面谈到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决心改正。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这份材料上作了批示，指出：“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亲切，谦虚，帮助我正确对待缺点和错误，启发我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把工作做好。至今，我还非常感激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勉励和帮助！
三
我们的党是革新者的党。毛泽东同志作为这样的党的领袖，他是一位坚定的真理探索者。为了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耗费了他的大半生精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功，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中国创立后，他继续探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件事。1953年春，有一天毛泽东同志约我去谈话。他要我好好地读几本书，读点哲学的书，学点辩证法、唯物论，也要学点逻辑。接着严肃而又恳切地对我说：你们犯错误，总是说由于工作忙。这样说，不对！俄国十月革命时，列宁不忙吗？可是，列宁还是把那个错综纷繁的俄国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你们犯错误，是由于缺乏一个贯穿一切的东西。1921年我们党成立以来，轰轰烈烈地干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幼年的党由于缺乏经验也犯了不少错误。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又重复地说：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谈话，深刻地概括了我们党几十年的重要历史经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不仅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应当说也是我们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道路。建国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最主要之点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回到了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同毛泽东同志说的完全一致，我们应当永远遵循这个正确的原则。
第二件事。1956年毛泽东同志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随后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这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经济，随后又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当时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也有生搬硬套的缺点。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总结建设经验，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任务。在这之前不久，刘少奇同志找了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发现了许多新问题。我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很高兴地说：这很好啊！你给我组织一下，我也很想听一听。随后他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我基本上参加了这次汇报的全过程，二十五年前的这件往事，其情其景，垂老难忘！那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并不好，可是几乎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自己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就这样一连紧张地工作了两个来月。这种为人民事业辛勤操劳的精神，十分感人。毛泽东同志常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自己就模范地实践了这一点。他那时是很虚心体察情况的，总是寻根究底，要把基本情况弄个清楚，把主要问题弄个明白。在汇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他细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讨论，对有些问题，他早就有过考虑，随听随作结论，而对另外的一些问题，他并不匆忙下断语。因为他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所以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贯穿着勇于探索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对于我们自己的和外国的经验，都采取分析的态度，主张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反对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照搬或者一概排斥。这篇讲话，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处理经济关系以及某些其他关系时，他主张：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他强调“两点论”，“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然，在兼顾中又是有所侧重的。比如，在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方面，他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个情况出发，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上，他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记得在听汇报时，毛泽东同志对着主管轻工业的同志说：看，你们的劲头不大，就是不如重工业部门的劲头大！这实际上是提醒和批评我们搞重工业的人劲头太大了，有点压人；也是鼓励和支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后来，他又明确地提出把原来的重、轻、农，改变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又比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他主张“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强调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并且谈了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情况，说明实行地方分权时，经济往往发展得比较快。他还主张给基层以应有的权力，要使“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等等。而兼顾、侧重，最后又集中到一个总的目标上，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际的，直接的，间接的，都调动起来，并且尽量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今天，当重读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五年前的这篇重要讲话时，仍然不能不强烈地感到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力量。他的论证和分析，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现实出发的，是缜密的、科学的。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保尔·拉法格当年评价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才能时说的一段话：“他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细节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内在的联系。”把这段话用在毛泽东同志身上，也不算是溢美之辞吧。
四
探索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寻求和迷误，挫折和成功，经常交织在一起。在党的“八大”以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继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时，就经历了这样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同时，又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之后不久，党的“八大”确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我国的建设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胜利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毛泽东同志，也隐藏着某种危险。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地方的许多负责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谨慎了，滋长了骄傲和急于求成的情绪。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国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不适当地批评了反冒进，指责坚持正确主张的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在四月成都会议后，继续反对“右倾保守”和提倡“拔白旗、插红旗”，同时提出“钢铁翻一番”；八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人民公社化。由于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结果来了个大冒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普遍地泛滥起来，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应当公道地说，对于1958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11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在1959年2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5月开了上海会议，直到7月庐山会议的前期，都是纠正左的错误的。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政策上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法则，实行按劳分配，反对超越阶段和剥夺农民；强调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科学原理；主张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还指出：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一定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却又不加区别地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很显然，对于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要保护、引导；而对于特别热心执行左倾方针的某些领导干部的“气”，则是可泄而不可鼓。尽管当时左的错误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纠正，但是经过大半年的工作，过分膨胀的空气还是压缩了不少。现在回头来看，如果这个工作继续下去，被动局面将能够得到补救和扭转。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展开“反右倾”斗争，结果使九个月来的反左成果，毁于一旦。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被批判过的许多错误，这时又被重新肯定下来，延续了更长时间，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
过了大半年，形势迫使毛泽东同志重新思索。他发觉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1960年秋，他虽然不准备完全放弃“大跃进”的政策，但在中央的一次会上还是面对现实地提出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同志在1961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要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也就是要进行调整。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做了大量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实行关、停、并、转，回笼货币，等等。特别是比较顺利地动员了两千万城镇居民回乡，减轻了城镇粮食和副食供应不足的压力，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这对于扭转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好啊！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大跃进”那几年由于指导方针的失误，使人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几十年艰苦奋斗赢得了人民的信任，那时广大群众还是能够原谅我们是好心做了错事，因此能够自觉地为国分忧，共同度过暂时的困难。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坚定不移的信赖，举国上下继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所以才能够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使我们遭到严重打击的经济，两三年就摆脱了困境，到1964年开始又有了发展。1965年初，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时，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逐步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号召。1965年这一年，经济形势发展得更好，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今天，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尽管这期间发生过不少失误，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是由于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坚韧不拔的努力，我们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这十年时指出：“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从“三十四个部门汇报”、《论十大关系》，到这十年的成功和失误，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启示我们：在进行集体探索、确定重大决策以至组织实施的时候，领导者善于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和参与者切实负责的态度，都是十分重要的；而领导者的民主作风尤为重要。当时我们所以能够正确地总结经验和制定政策，能够度过重重难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而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1959年“反右倾”的严重失策，我认为也是由于没有把这种精神接续下来。对于那时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的责任。他自己就说过：“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当然，决不应当把所有责任都不公正地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当时一些在中央部门和地方工作的负责人，包括我自己，如果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把情况摸透，如实反映，提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主张，那末，许多错误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不至于发展到那种严重的地步。这也是值得深省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确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同志千秋功过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崇敬他和怀念他！毛泽东同志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将长久地铭刻在我党和我国人民革命的史册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将继续指导我们向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前途胜利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