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漫漫〔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征途漫漫〔报告文学〕
任斌武
一
我早就想访问张正信，写点什么。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他所在的部队，才知道我的行动有些冒失了。
张正信，莫说在南京部队，就是在全军也是颇有点名声的。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受到通报表扬的一名廉洁奉公、本色不褪的好党员。他的事迹，报纸登过，电台广播过，可我听着、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是什么呢？用我们的习惯语言说，就是少了点足以表露他内心世界的那种闪光的东西。
我按我的采访习惯，先找几位同他相处已久的知情者，想打个“外围战”。哪想到，他们一开口，尽是这样一些话：
“这人是把撬不开的实心儿锁，打不开的闷葫芦。想从他嘴巴里掏点你需要的东西，难！”
“这人古怪，倔，常弄得人下不了台，他才不管你是谁哩。算了吧，你别白费这份心啦！”……
为了说明这一点，几个人七嘴八舌，给我讲了不少访问者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例子——一位远地来的新闻记者，想要他谈谈他那些行之已久的不准自己老婆孩子就便乘小车子、不准子侄亲戚搞一点特殊化等等家规是怎样形成的，软磨硬缠了几天，也没掏出一点“精华”。磨到最后，他还是那两句话：“这没啥可说的，没啥好宣传的。”一位画报社来的摄影记者，对他常常带上一条狗皮褥子打的铺盖卷儿，扎到连队蹲点，帮连队解决问题这方面很感兴趣，想拍一组照片，可他，怎么也不肯到场，逼得这位摄影记者向军里“告状”求援。军党委书记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这是军党委定了的，一定得拍，他才硬着头皮到了现场。人是到了，可还是一不听摆布，二不肯做那种象演戏一样的动作。死拉硬拽拍了几张，结果没有一张能用的。有一位广播电台的记者，他想请张正信讲点体会，准备录音。几次带着录音机找到他，他就是不开口。那位记者临走前想了个妙法：背上录音机去向他告别，心想能录下几句客气话也是好的。这番脑筋没有白费，张正信说话了，说什么呢？“请你们原谅吧，不是我难说话，是实在没啥可说的，没啥好宣传的，请你们以后……”记者一听，急忙把录音机关上，要不，再录下去准不符合要求。
我忍不住笑了。因为我也同样碰过钉子。
前不久，我听说他提升军的副政委了，考虑到采访的方便，曾托人带口信，请他稍等几天再去报到。没曾想到我去看他时，他早走了。我问：这人为什么这样怕采访？回答我的还是那样一些话：
“这人古怪，倔！”
“古怪得不通世故人情。”
“这人可敬可爱，但不可理解。”
接着话头，大家谈起他的古怪脾气，讲了许多“不可理解”的事，其中多半是他家庭中的“内政”。
二
他的妻子陈志莲，早年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河南老家，拉扯着三四个孩子，还照样出工劳动；而张正信这位戎马倥偬几十年的老同志，又一直过着清苦的单身汉生活。按照规定，五十年代中期，他任营级干部时就可以把妻室儿女带到部队里安家。他没考虑这事。六十年代当了团政委，后来当了师的领导干部，还是不考虑这事。任凭组织上怎样催，同志们怎样劝，他主意不变。一直拖到七十年代，组织上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张正信才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来。是他们夫妻间感情不好吗？不！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俩感情好得很。这人不古怪？……
从交谈中得知，他的妻子陈志莲随军已有十多年了，迄今还在部队自己操办的一个小工厂里当家属工。前几年这个厂曾有过输送一些人进市里大工厂当正式工人的机会，同她一起进厂的几乎都走了，只剩下她和两个老病号。儿子汉高，就在张正信这个师里当兵，表现不错，可既没提干，也没送什么学校进修。服役期满，就照规定退伍了。退伍后，按说可以回到父母身边的无锡市，也可以进他应征入伍的南京城，可是张正信，却让儿子回了河南老家。大女儿旭丽，毕业后进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制药厂，分配在一个条件最差、活儿最苦的灌封车间工作。车间又闷热又潮湿。有关部门怕她身体顶不住，想同厂里联系，给她调换个车间，张正信听说后，严肃地问：“那车间就她一个人吗？人家能干为啥她不能干？都走了那里还生产吗？”……
“外围战”没打响，我决定先去拜访陈志莲大嫂。
陈志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人和衣着同样大方朴素，一眼就能看出是北方农村妇女。她正在山坡上侍弄那两畦子菜，见了我，拍打着两只沾满泥巴的手，笑盈盈地迎上来。
跨进她家，最先吸引住我的是这个高干之家的陈设：几间普通的水泥地营房，空间并不大，却是空荡荡的。除去几张普通的床铺之外，就是一张破旧的写字台，和一个油漆斑驳、式样陈旧的小橱子。最显眼的，要算那两把还保留着一些油漆光亮的木椅和两把尚有几成新的粗藤椅子。大嫂告诉我，这是去年上级机关来了几个同志，见他家里连把象样的椅子都没有，开着玩笑说了几句，张正信才去买来两把藤椅，管理科又硬给他配了两把木椅。此外，还有四只一人可以挑上走的木箱子，其中一只是从五十年代用到现在，连盖子都没有的炮弹箱子。是不是管理部门不配给他呢？不！有一年管理科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了，打算给他添几件家具，可又怕他不要，就先给他做了个衣橱，想作个“火力侦察”。不出所料，衣橱做好了，张正信怎么也不肯要，硬是逼着人家抬回去了。管理科只好交给电工房放工具用，至今还摆在那里。陈志莲见我老瞅着几件破旧家具愣神，象是看出了我的用意，招呼说：“快坐吧，那个有啥可看的！”
“唏！”我开着玩笑说，“你那老头子把家就建设成这个样，你就让了他？”
她笑了笑，操着地道的河南乡音说：“这不挺好吗？睡的有床，坐的有凳，还要啥哩？儿女都不在身边，这就中啦！”
她拿过一只粗瓷茶杯给我倒上一杯茶，我就又把话头拉到正题上。
她不象一般被采访者那样拘谨，就象拉家常一样回答着我的问题。根据以往的采访经验，我把掌握到的一些线索，逐个抛出来，希图得以证实、补充和深化。谁知道，她对什么都回答得那样轻描淡写。更扫兴的是，对我提到的每一件事，她都横里竖里找理由解释。一些本来颇有分量的事迹，经她三解释两解释，就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我问：“你至今还在当家属工吗？”
“眼看连家属工也当不成罗。”
“怎么啦？”
“俺那厂要转大集体了，咱这样年纪的，人家不给转啦。”
“怎么不去找人说说呢？”
“找人做什么？”她淡淡地一笑，“都是照一个政策办的嘛。”
“那，”我转念想到前几年的事，“前几年有些人往大厂转，你怎么不去呢？”
“走嘛，要走年轻的。”
“那时候你也不老嘛！”
她没有回答，抬眼看了看我，那眼神好象在责怪我太爱盘根问底了。临了，她又淡然一笑，说：“这个有啥可说的？走的留的都是自愿的，就这样呗。”
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便把问话转到她儿子身上。
“孩子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怎么就退伍了？”
“不是义务兵役制吗？到了时候不退伍咋着？”
我想到当今习以为常的作法，又问她：“他那当政委的爸爸不给下边打个招呼？”
陈志莲笑了：“还打招呼呢，人家光给他打招呼他还批评人家哩！说兵是你们的，下有他们连，上有你们团，照你们的决定办，找我干什么？”
“哦，是这样。”我若有所获，紧问一句，“那退伍以后也该照规定办嘛，怎么就把孩子送回河南老家去了呢？”
“这也没啥好说的，他爸爸愿意，我愿意，孩子也愿意，就这么回去了呗。”
我想着那些巴不得、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子女往身边调，往大城市里调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觉得她回答得过于轻淡，不解地说：
“孩子回去生活过得惯吗？听说你们那地方怪苦的。”
“咋过不惯呢？我和他爸爸不都是在那里长大的吗？也没觉着苦。说不定，过几年他爸爸离休了，我们还回去和孩子一起过哩。”
三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采访就这么不前不后地搁了浅。我听说，他们的女儿旭丽挺健谈，决定去访问她女儿。
旭丽这姑娘象她妈妈一样的质朴，大方，只是多了点孩子的稚气和姑娘的羞涩。见了我微微一笑，就算是个招呼了。我知道，如今她已经靠自己刻苦自学，考上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去学习一个新的制药专业。可是看到她，我又想起她那个一年四季在高温下作业的灌封车间，想起一件叫人发笑的事：有个领导干部，夏天怕热不敢进那车间，从门外伸进两个手指头，试试温度，问一声“里头热得够呛吧？”算是表示关切了。我问起这车间的情形，旭丽立刻察觉出我的用意，嫣然一笑，说：
“那是过去的事了，叔叔别问这个啦！”
“我就想听听过去的事。你还记得……”
“忘了，都忘了。”我还没问出口，就让她拦住了。她脸颊泛红，说，“叔叔，这真没啥好说的。”
听，又是一个“没啥好说的”。姑娘扔下这一句，说了句锅里蒸的馒头快蒸煳了，转身跑进了厨房。
咦？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真的有什么碍难？……我正纳闷儿，刚刚放学回来，搂着妈妈脖颈，依在妈妈身上的那个九岁的老生女儿小敏，大眼睛朝我扑闪了两下，为她姐姐作解释了：
“叔叔你别问了，爸爸说的，这个不要说……”
哦，我恍然明白过来。孩子那真诚而充满稚气的眼神，告诉了我许多东西，也使我忽然想起，当年为了调换车间的事，这姑娘曾受过爸爸的几句批评。从两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张正信的影子，看到了“其身正，不令而从”这句古语的精深哲理。虽然直到这时我还没有见到张正信，但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共产党员的形象已经跃然眼前。临走之前，我留下了这样的约言：
“你爸爸哪一天回来，请打电话给我，让我来看看他。告诉他，放心，只见见面，不采访！”
四
这日午后，我正在一个部队里开座谈会，有人找我。门一开，一位风尘仆仆的老军人，迎着我板板正正敬了个礼，弄得我手足无措。我即刻断定，他就是张正信。他那黑黝黝的脸颊上，已刻下那样多粗深的皱纹，模样比他五十四岁的实际年龄要老相，不过精神矍铄。瞧着他瘦巴巴的小个头，普普通通的相貌和风度，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他不是当下一个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而是在那些战争岁月的行军路上，或是某个冲击出发地段上，常碰到的那些挑着行军锅的老炊事员，或者是为革命侍弄战马的老饲养员。他的身上，仿佛还披着厚厚一层征战的烟尘。
这是张正信，他一个人安步当车走了几里路来看我了。我们虽说纯属陌路，见了面却象是相知已久的老战友，真诚亲密地交谈起来。我知道，他是英雄“临汾旅”的一名老战士，话就从相互都熟悉一点的战争生活扯开了。我很希望谈着谈着，他会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说到自己的一些事，谈到他的现在。结果我失望了。扯着过去，扯着战争生活，他很健谈，一点也显不出有什么古怪，可就是不肯谈他自己的事。扯罢战争生活，他不知是察觉了我的用意还是怎么的，一声喟然深叹，来了这么几句：
“唉！想想那些年月，同咱们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志，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咱们这些幸存者，只有加倍地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们呵！”
我赶紧接过来说：“是呵，工作上应当如此！可生活上，现在毕竟不是战争年月了。”
他自然明白我的意思，说：“生活上也没说的，人民给的已经不少了，该有的，都有了，还要怎么呢？”
瞧，他又关紧了一道门。我变强攻为迂回，先把掌握在手的一些事实，摆出来向他核对。他听过，望着我笑了：“你可真有心，连老婆孩子的事都打听来了。”
“不是我有心，”我带点埋怨口吻说，“是老陈和孩子们跟你过这日子太清苦了。”
“苦？这得看怎么说，看跟谁比了。吃有吃的，穿有穿的，还要什么？你大概又听到那些我不准他们跟着坐小车子之类的事，这能算……”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已经忘记自己是采访者，“我是说，有些该过问的事，还是要过问过问。”
“过问啥呢？他们各有各的单位，各有各的组织，该分配的人家会分配，该退伍退休的人家会安排。该到哪里就到那里去，咱们去过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慨叹道：“你的家规好严呵，要求也够高的！”
“高？高在哪里？这都是最普通、最起码的嘛，每个党员都应该做到的嘛！”说着，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咱们都是从战火里过来的。那些年月，谁想到过将来要当个什么官，让老婆孩子跟着沾光，搞特殊。那不是封建社会的封妻荫子那一套吗？那咱们还是共产党吗？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的心房在激烈跳动，脑际闪现出喜人的亮点。沉默了片刻，张正信大概还是察觉到我并没有信守不采访的诺言，起身告辞之前，招手作了一个写字的动作，说：“你可别再写什么了！千万别写啦！”态度认真、严肃，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问他：“为什么呢？”
“再写，我可就完啦！”
“哟！”我觉得他出言过重，甚至有点吓唬人的味道，便摇着头笑道，“别说得这样邪乎，该写的，还是要写。事情也没那样严重！”
“啊呀，同志！你说这些事放在平头百姓身上也能算先进事迹吗？”他象是有什么剖白不清的，急得脸都涨红了，神情变得那样严肃、庄重，“同志，你把我这个人放在什么位置上看的？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
我愕然怔住了，反复诘问自己：莫非真的是我把他的位置放错了？我把他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位置吗？是一个人民公仆的位置吗？……我的心惶愧地激跳起来……
张正信跨着大步走了，这位“临汾旅”的老战士还是那样披着一身厚厚的征尘。是的，展现在他前面的漫漫征途，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