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生　开拓未来——从周克芹近作谈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直面人生　开拓未来
——从周克芹近作谈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
邓仪中　仲呈祥
近两年来，农民出身的作家周克芹，不仅以其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引人瞩目，而且还以短篇小说发人深思。他的《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连续两年获奖。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有些什么特色？给人什么启发？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的。最近，周克芹在同笔者的一次谈心中说：“我觉得，搞创作，一定要坚持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走现实主义深化的路子。就是说，一定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面对生活，勇于和善于反映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矛盾，并正确展示矛盾发展的趋势，给人以开拓未来的信心和力量。这，便是我对革命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也是我这些年来从事小说创作的‘底’。”对照周克芹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实际，我们感到，他确实正在积极地实践自己的这种文学主张。
周克芹近年的短篇小说数量并不算多，但给人的印象一是比较新，二是比较深。由于作者长期置身于农民群众之中，努力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直面农村四化建设的现实生活，大胆揭示初露端倪的带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因而在作品中总蕴含着一种常人意中有、语中无的新意；又由于作者勇于并善于反映农村四化建设中的新矛盾，不是一般地停留在描写生活的表面，而是进一步发掘出生活的底蕴，揭示出胜利中尚存的问题、喜悦中尚存的忧虑和成绩中尚存的不足，因而在作品中总开拓着矫健发展的明天，给人以思想较深的印象。
诚然，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是日新月异、丰富多采的。反映这一生活的文学作品，理应异彩纷呈，百花齐放。一些作品较多地注重反映农村四化建设的喜人形势，农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是必要的，应当肯定。但周克芹却另辟蹊径，从生活的另一侧面着重反映新形势下农民精神世界中尚存的、势在必除的某些思想痼疾，发出祛除这痼疾的强烈呼吁。在《落选》（《四川文学》1980年第5期）中，他通过一个普通生产队选举队长的故事，揭示了当时农村某些基层干部的思想状态及其文化科学知识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尖锐矛盾，深挖了造成这种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在《甘家?的甘大爷》（《山花》1980年第11期）中，他又着意刻画了一个受左倾思想影响很深、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老农形象，披露了农村现实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矛盾——肃清左的思想流毒，解放广大农民的思想，使他们彻底砸碎枷锁，摔掉负担，真正从麻木中惊醒，从疲沓中奋起。一些作品着眼于描写现实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离异的现象，赞美纯真的爱情，谴责喜新厌旧，进行道德教化，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周克芹却在《勿忘草》中较为深刻地反映了造成芳儿与小余分离的复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讴歌了芳儿这个生活的强者的心灵美，表明了他对现实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离异现象的独到见解。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反映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新面貌时，或描写农民由穷致富后赶场的喜悦，或描写照相馆里留影的自豪，或描写觅得如意情人的甜蜜，或描写购买电视机、缝纫机一类高档商品的欢乐。这些，在新时期的文苑中自然不失为一朵朵艳花。但周克芹为新时期文苑精心培植的是别一种奇花——它不仅使观者得到美的享受，而且使观者得到思想的启迪。在《山月不知心里事》中，他也写责任制后农村青年容儿们的喜悦，但更着意写容儿们喜悦之余的“忧虑”——担心“各家各户做庄稼”后，集体的事情谁来管？科学实验小组谁来搞？在新作《邱家桥首户》（《青年作家》1982年第7期）中，他也写农民劳动致富后的欢快，但更着意写“冒尖户”黄吉山欢快之余的“苦闷”——“穷，有穷的难处；富了，也有富了的难处”。他把儿女当作聚敛财富的工具，致富之后却面临着儿子闹分家、女儿思春闹出嫁的家庭“散架”的危机。这就引人思考：生活的真谛和要义绝不仅限于物质的致富，黄吉山在劳动致富的过程中，似乎还应当追求精神上的更多的东西……。总之，周克芹在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总是不断地用艺术去表现他对生活的新的独特的发现。胡耀邦同志指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要努力做到两个“进入”——一是“进入到更复杂的、更有社会意义的生活境界里去”；二是“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去，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同阶级的关系中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各种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中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不同的人们的灵魂”。（《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克芹近年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正在努力实现这两个“进入”。这种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是很可贵的。
无庸讳言，当前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避世”苗头：某些作者离开现实生活去追求什么“永久性”的主题，回避或粉饰尖锐的社会矛盾去追求什么“安全”、“稳妥”的题材，甚至投合某些人所好，生编硬造去追求什么“票房价值”……。产生这种状况，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但究其主观因素而言，恐怕主要的还是作者缺乏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主动性。在这方面，周克芹的创作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首先，周克芹在深入生活时重视感情的积累，在创作中努力表现正确的感情。他认为，自己创作的动机“是因为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感情需要向人表露和诉说，把一种情绪传达给人们”。因此，“生活的积累重在感情的积累，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时代、与普通群众的思想感情取得一致，乃是十分重要的。”周克芹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感情，绝非主观意念。它来自生活和社会实践，又与作家的特殊经历、气质、个性有关。作家的感情与时代相通、与党和人民一致时，就不仅能自觉代表群众的心声，敏锐提出群众迫切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能积极地、全面地、正确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展示未来的希望和前景，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勿忘草》发表后，不少人称颂这篇作品分寸把握得当，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芳儿与小余离异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现实矛盾，而且悲剧不悲，讴歌了芳儿直面人生，含辛茹苦地重建生活的坚强品格。其实，周克芹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思绪并不在如何把握好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的分寸，而在如何积累象芳儿那样的农村妇女的思想感情。他正是带着生活中积累的这种思想感情，塑造了芳儿这个温柔而刚毅、深情而自尊、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时代特色的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而通过芳儿——这个作家寄托对于人生的认识、思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情绪的形象——的遭际展示的社会矛盾，当然就既有内在的历史深刻性，又有势必解决的发展趋向性。人们不会因此而悲观失望，相反会倍加进取。这就说明，注重在生活中积累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人民需要的感情，确实是促使周克芹在创作中正确反映社会矛盾、并收到积极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告诉我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正确地反映社会矛盾，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感情问题。注重感情的积累，表现正确的感情，对于正确地描写社会矛盾，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周克芹在揭示社会矛盾时，注重写好居于矛盾主导方面的人物，并在这种人物身上寄托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事物的性质、事物的发展方向，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文学创作反映社会矛盾，当然要准确地反映社会矛盾的这种特点，要注意塑造好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代表新事物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展示社会生活前进的历史趋势。这样说，并不是规定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必须以描写处于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为主，也不是说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才能体现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说，着意写好这样的人物，特别是写好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正确展示生活前进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周克芹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往往正是倾注在这样的人物形象上的。《山月不知心里事》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绝不仅仅是由于它发现和揭示了农村新形势下的新矛盾，更重要的是它在这种矛盾的旋涡中塑造了容儿、明全等新人形象，使人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容儿的“忧虑”，源于对生活的“不知足”和进取，启迪人们正视农村生活前进中的新矛盾。容儿在听到上级已注意到她们的
“忧虑”并着手加以解决时，由“忧虑”而“舒坦”，又使人看到了继续奋进的方向和道路。比起容儿，明全更理想化一些。这个“怪人”，最先带头实行责任制，又最早感到责任制实行后冒出的新问题。在“各家各户做庄稼”的情况下，他为困难户马大爷家代耕。他要重新把青年们组织起来学习农业科学技术，还要采用承包合同制的新方法来恢复科研实验活动。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农村生活发展的方向。正如周克芹自己所说：
“年轻一代的农民除了物质的生活外，对精神方面的生活要求更强烈一些，这就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新鲜、生动的气息。”
再次，周克芹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强调要“获得对生活的‘总体观’”，注重在这种“总体观”的指导下表现好具体的社会矛盾。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时代。不管出现多少艰难险阻、曲折反复，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遏止的，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看待任何发展中的事物，在看到它的曲折性时，要注意到它的前进性；在看到它的前进性时，也不要忽视它的曲折性。我们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认识生活，从而获得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的总体观。具有了正确的总体观，在表现个别的、局部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时，就能高屋建瓴，认准方向，把握住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周克芹的几篇受到好评的作品，都是在他对生活的总体观指导下，在积极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来揭示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思想的。有人认为，周克芹近年的小说大都是揭示农村实行责任制后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这多少反映了作家对农村大好形势的认识不足，甚至质问作家“忧虑来自何方？”这实在是绝大的误解和粗心。因为，第一，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责任制给我国农村带来的新面貌，有口皆碑，功不可没。但是，为了继续完善责任制，发展大好形势，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当然有责任同人民一起，努力发现新矛盾，共同解决新矛盾。第二，周克芹的小说，其背景是积极而明丽的。应当说，这是对农村新形势的真实而可信的描绘。《山月不知心里事》表现的“忧虑”是喜悦之余的“忧虑”。人们从容儿的心境中体察到“忧虑”，但从小说的整个氛围中又感受到喜悦。容儿的“忧虑”，不再是过去看着商店里姑娘用的小玩意儿没钱买的难受和委曲，而是如何使物质的、精神的生活都更上一层楼。这比起表面的喜悦，不是更进取、更深沉吗？《邱家桥首户》的中心情节虽然是描写黄吉山劳动致富后的矛盾和“苦闷”，但同时又以洗练的笔法勾勒了正在冷静地观察着和思索着的支部书记邱成元的形象。邱成元对黄吉山出席劳动致富经验交流会载誉归来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却对这个善于经营的老农经过思索最终表示入股办集体林场并自荐当场长感到很“新鲜”。透过这个头脑清醒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倾向和主张，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和前进的方向。
周克芹现实主义创作的上述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正确反映社会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前段时间，我们对个别确实存在不良倾向的作品进行了必要的批评。有同志便误解为这是不主张文艺创作触及时弊、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事实上，个别作品之所以受到批评，并非因为它触及了时弊，而是因为作者未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正确地认识我们的时代，因而在反映社会矛盾时，或把同情倾注于不该同情的人物身上，或写歪了居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人物，或把生活中旧的阴暗的东西集中起来，夸大为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使人感到压抑，看不到光明和出路。
这里，还应简略地提及，为了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周克芹的现实主义创作在表现方法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按照通常的理解，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往往必须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上，设置尖锐的冲突，安排波澜起伏的情节。周克芹恰恰不是这样。《勿忘草》中，他未让芳儿与小余展开正面冲突，而只是刻意描绘芳儿内心的激烈斗争；《山月不知心里事》中，也未让容儿同那些自私心重的农民发生碰撞，而只是细腻地展示容儿的宽阔胸怀与远大理想；就是在《邱家桥首户》中，还是未让黄吉山与闹分家、要出嫁的儿女们直接开仗，而只是巧妙地透过对黄吉山内心矛盾的剖视和对两女窃窃“夜语”的客观白描，揭示出带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抒不尽之意于言外。”看得出来，他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现实生活的凸镜，把笔触伸进人物的灵魂深处，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表现社会矛盾。他的小说忠实于生活本来的面目，不求曲折离奇，但往往平淡中见冲突，令人感到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剧烈的，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揭示的社会问题是重要的。他采取的这种表现方法，用于描写当代农民的心理冲突，似乎更符合我国农民的心理和特点，因而显得尤为真实、自然、感人。
周克芹对生活的独到见识，源于生活；周克芹揭示社会矛盾的艺术胆略，源于人民。他长期生活在农民之中。他不是自上而“下”到生活，用文件和政策去剪裁生活，图解生活，也不是自外而“进”到生活，浅尝辄止，满足于表面的观察和廉价的欢乐。他自觉以一位“先进农民”的眼光来看取人生，研究生活，发现矛盾，并同广大农民一道努力把生活推向前进。“我离不开农民，离不开生活。”我们热切地期望这位农民作家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留下更坚实的脚步，写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