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侵略罪行的严正谴责——泰戈尔1938年给日本诗人野口的两封信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对日本侵略罪行的严正谴责
——泰戈尔1938年给日本诗人野口的两封信
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血腥战争，激起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了印度著名诗人、文豪泰戈尔的严词谴责。曾与泰戈尔交往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1875—1947）曾两次写信给泰戈尔，为侵华日军的罪行辩解，受到泰戈尔的有力驳斥。泰戈尔这两封复信原载1938年9、10月份的印度报纸，后曾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报刊译载。这两封充满正义之声的复函，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永远洗刷不了的侵略罪行的纪录。今天，日本一些人妄图篡改历史，再走军国主义老路，只能激起各国人民更加强烈的新的愤慨。　——编者野口先生：
接读来信，深为惊讶。无论是信的情调抑或内容，同我在阅读你的作品时使我感到敬佩的、以及和你个人接触时使我感到爱慕的那种日本精神都不相协调。想起来令人悲伤的是，那些纠集在一起的军国主义者们的狂热，有时竟会无可挽救地压倒卓有创见的艺术家，而且使真正的理智力量把它的尊严和真诚拿出来奉献给黑暗的战神。
在谴责法西斯意大利宰割阿比西尼亚这件事情上，你似乎是同我的意见一致的，可是你对屠杀几千万中国人一事却作不同的判断。但判断一件事物一定要根据原则。无论作多少专门的辩解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以学自西方的一切最残酷的方法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掠夺战争，践踏了作为文明基础的一切道德原则。你声称日本有特殊的情况，却忘记了军事情况总是特殊的，忘记了嗜杀成性的军阀总以为他们的暴行有其独特的正当理由。
人类虽然遭到许多失败，但还是相信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结构。因此，当你说到那种“虽然可怕，但为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想，这意味着把轰炸中国的妇女儿童和毁灭古代的庙宇和学校作为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一种手段——时，你是在为人类开辟一条生活道路，而这条道路甚至在兽类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不应该用于东方，尽管东方偶有偏离正道的时候。你是在骷髅的塔顶上建立你的亚洲概念。正如你正确指出的，我是相信亚洲的使命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把这种使命同那种或许可以使帖木儿感到心满意足的行动等同起来。当我在日本演讲反对“西方化”的时候，我曾经把欧洲一些国家所培植起来的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同形成亚洲及其他文明的伟大文化传统和睦邻观念作过对比。“亚洲人的亚洲”这个理论，具有我不愿接受的那种范围较小的欧洲的一切特点，但不具有使我们跨越政治派别的障碍而团结起来的那种广阔的人道精神。
最近我看到东京一位政治家所发表的谈话，他说，日本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联盟是出于“崇高的精神和道义”，而“没有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真是可笑。但是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竟能同如此奇怪的感情相呼应，把炫耀武力称为勇敢精神，却并不是可笑的事。即使在战争狂热最高涨的时代，西方也没有缺乏过伟大的人物。他们能够在战争的喧嚣中大声疾呼，用人类的名义公然反抗他们本国的战争贩子。我仍然相信，日本也有这样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在报上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这些报纸被迫做着军阀的传声筒，否则便不能存在。
世界大战后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正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危险症状。你曾说到日本贫苦人民默默的牺牲和受难，并且得意洋洋地说这种痛苦的牺牲正被利用来出动大炮去侵犯邻人的家园。既然贵国许多知识分子抱有这种看法，贵国政府让他们“自由”表示意见，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他们能享受自由。在我看来，为了“对未来的生活美景”进行沉思冥想而享受一点乐趣，因而放弃这样的自由而钻进“蜗牛壳里”去，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举动。把艺术家的职责和他的道德良知这样分离开来，我是无法苟同的。由于支持一个从事于毁灭生活中一切显著基础的政府而受到特殊宠爱，又同时用一种逃避现实的哲学来推卸任何直接责任，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叛人类的另一确实征候。
我知道，贵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从迷梦中彻底醒悟过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以后，他们将会清除被日本本国横行霸道的军阀所毁灭的日本文明的废墟，他们也将认识到，对华侵略战争同日本武士道对内在精神的毁灭相比，后者之严重性是不可比拟的。在模仿来的、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中国的立场则显示出一种固有的高尚的道德精神。心胸旷达的日本思想家冈仓，曾经叫我放心，他说中国人是伟大的。今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了解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满怀热情。
你忠实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年9月于孟加拉
圣蒂尼克坦野口先生：
谢谢你不厌其烦地再次来信。你仍然认为值得费心来说服我赞同你的主张，这使我感到荣幸。看来，我们彼此想说服对方都是徒劳的，因为你相信日本有无可否认的权利胁迫其他亚洲国家同意贵国政府的政策，而我却没有你这种信念，我认为那种主张有权把他国人民的权利与幸福作为本国祭坛牺牲品的爱国主义，将危及任何伟大文明的基础，而不会使它得到加强，但我这种信念却受到你的嘲笑。
如果我的话失之尖刻，务请原宥。但请你相信，促使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出于悲伤和羞愧，而不是由于忿怒。我深深感到痛苦，这并不是因为中国遭受苦难的报道打击了我的心灵，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骄傲地指出一个伟大的日本的范例了。诚然，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建树起较好的楷模，而西方的所谓文明民族，也已证明是同样野蛮，甚至是更“不堪信赖”。如果你叫我去向这些人请教，我是无话可说的。而我倒愿意能够叫他们来向你请教。
你抱怨说，中国人“不诚实”，所以在散布恶意宣传，而日本人“诚实”，所以沉默寡言。我的朋友，你可知道，善良和崇高的行为是最好的宣传。如果是你们有这样的行为，你就无须惧怕你们的受害者的“诡计”了。假如在贵国人民中没有对穷人的剥削，工人们都感到受到了公正的待遇，你们也就不必恐惧共产主义这个魔怪了。
假如你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了。你对那些焚烧自己的城市和艺术宝藏（也许还轰炸他们本国公民），以便诽谤贵国士兵的“道德败坏的人”所感到的正当义愤，不禁使我想起当拿破仑进入一片荒凉的莫斯科，看着宫殿在火焰中焚烧时所产生的那种堂堂皇皇的忿怒。你是诗人，至少我可以期望你想象到，一个民族必然是出于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绝望，才会甘愿把自己多少年甚至多少世纪创造出来的成就付之一炬。
即使作为一名地道的国家主义者，你能真正相信血淋淋的尸体堆积成山，和炸毁、焚烧了的城市废墟日益扩大，会更易于促使你们两国人民握手提携永久亲善吗？被夺去了打击能力的残废者，就是倒下，但要他忘记如何成为残废的，那我就必须要求他是位天使。
祝愿我所爱的贵国人民不会胜利，但能悔悟。
你忠实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年10月于孟加拉圣蒂尼克坦（任鸣皋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