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同郭老在抗战中相处的日子——纪念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回忆同郭老在抗战中相处的日子
——纪念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锡金
也许并非什么命运和缘分，而是依循了一定的历史规律，我竟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建国以前，真如鲁迅在《故乡》中所云，是辛苦而展转的，我曾在许多前辈的扶掖下竭蹶而趋，一直走到现在。这些前辈在我们的新文学缔造之初曾分属两大集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历史表明，所走的其实是一条共同的道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所认识的前辈中，实以原属创造社者为多。
按先后次序排起来，我所认识的创造社的前辈，抗战前是冯乃超、穆木天，抗战初是彭康、郭沫若（那时他才四十多岁，大家叫他老郭，是为他庆祝了五十诞辰后他才被称为郭老的）和郁达夫，抗战胜利后所识的李一氓、李初梨和成仿吾，则都是由工作关系而相识的。此外还有些当时列在创造社的“伙计”中的，就不在这里提了。
回想当年与郭老相识的年代，正是在芦沟桥的抗日炮火震天，全国处处人民的敌忾撼地的日子里。那时，从报刊和朋友们的传闻得知：郭沫若从日本脱走回国了，他赴上海前线劳军了，他到了南京了……。接着，就是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于是，大家又关心着他以及当时在沪宁一线上的文化界的朋友们的处境和情况。忽然，乃超来通知说，郭沫若同志已经绕道香港和广州，到了汉口，晚上可以去见一见。
我们同去了大和街的“新四军筹备处”（记得那时新四军尚未正式建立，故称“筹备处”，而八路军则称办事处。现在有些文字说到这个地方称办事处是不对的，新四军是郭老迁出这里后才成立的）。这是一座比“八路军办事处”旧些并且也略小的平房。从楼梯上去到二楼就是郭老借住的地方，共两间，外间是客室，里间张着白布的门帘，我没有进去过。客室也非常简单。当中放一张那时称为“大餐桌”的长桌，四边围放着几张凳子，记得没有椅子。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墙上也没有什么字画。在入门之处的一边的墙角，也放着一张凳子，那是一位女士（那时还不称呼同志，因为没有谈话，所以也没有称她为“小姐”）的固定坐位。我们每次去她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穿一身“阴丹士林”布的蓝旗袍，脚上是带搭襻的黑布鞋；头发不烫，剪得短短的，脸上也不施什么脂粉，似乎比当时一般的女学生还更朴素。郭老没有给我们介绍，我们也没有问，因而我们进去也总不打招呼，只是我们坐定了她便过来倒茶，倒完茶又去一边坐下，我们谈话，她听着，从来不插话，只是我们告辞时她也站起来，郭老送我们到楼梯口，她不送。这就引起我们议论了，但谁也不认识她是谁，连乃超也不知道。
由于我们的住处距离不远，郭老那时也比较闲，所以他叫我们常去谈天，我们也就常去，有时一去总是好几个人，所以谈话的内容是很杂的。所谈的不外是战局、政治形势、文艺宣传等等，只要有个话题，就可以谈一会，郭老的重听那时也不象以后更重，还没有用助听器。谈到有兴趣的问题，他是很健谈的，因而我们也就听他谈。他待人和蔼而亲切，所以虽说是前辈，但令人觉得面对的是老大哥一样。他也有时白天独自来找我们，因为那时我和乃超都住在罗荪家，过着比较俭朴的共同生活：请一位女工给我们洗衣和做饭，记得每天的菜金规定了是五毛钱，来了客人也留饭而不添菜；如果郭老来了，就外面去上饭馆，由他作东。也不吃什么太好的，除了要一两样菜外，总还有一个“砂锅豆腐”是当汤的。那个常和郭老同去的小饭馆是附近的“锦江饭店”，很小的，这当然不是上海的那个大饭店；所以去那里，因为是四川口味。也有时搞些规模略大些的，例如黄松龄同志的去西北，我们在江汉路广州酒家为他饯行，也就是由郭老来作东的。我写这些，似乎是十分琐屑无谓的事，但所以要写到这些，因为写的是郭老初到武汉时的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个几乎全不为人注目的方面，事实上，他是一到武汉就主动地这样那样地做了许多工作的，大的我不能知道，只能从所知道的方面写些小的。
但是时间不太久，忽然发生了郭老去了长沙的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不久郭老便从长沙回来了，就任了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迁到武昌去住了。这时，那位我们原来不认识的女士也稍稍更换了服色，见了我们打招呼了，这就是以后多年和郭老在一起，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重要工作的很可尊敬的于立群同志。乃超这时也离开了我和罗荪，去武昌参加了第三厅的第七处（三厅一共有三个处，由第五处到第七处，是由政治部第一厅总排下来的），当了对敌宣传科的科长。我还是经常到武昌东南角上昙华林的第三厅去找乃超，但要见到郭老就只有开会和听他做报告等的机会了。只记得去找过他一次，那时因事陪了穆木天去找他的。这是因为，第三厅的这个摊子很不小，方面很广（光一个第六处就有好几百人），各样的事务都堆在一起，百业待举而政府又不让做，事事牵掣着，最厉害的一手是扣发经费，所以每要进展一步都似乎很艰难。看到郭老身负了那样的重任，他的精神一点也不象原来那样轻快了，因此也就不想去再增加他的麻烦和多耗费他的精力。况且，说起来也可笑，象我们这样的人恐怕还是沾染了从祖祖辈辈就留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坏习气：我见了乃超还是称他为“乃超”，决不致于改称他为“科长”；而那时，有些人见了郭老已经都改称他为“厅长”了，好象自己也应该从众改称一下似的，这很不习惯。当然，谁也没有对自己这样说过，这大概也只是那种坏习气在那里作怪罢了。
到了宣传“保卫大武汉”的时候，这也就是到了武汉正要撤守的时候了，朋友们商量着要我进三厅工作，我却去了广州。这样，就和许多三厅的朋友都长期地睽离了。
我觉得郭老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现代革命史和政治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大人物，非常少有的伟大人物。有人喜欢把他和鲁迅、和茅盾做比较，想比出一个高下来，我看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共同之点，但毕竟还是各有特点。他们有共同的伟大之处，这是这个共同的时代所赋予的；他们又各自有不同的建树和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和十分珍贵的遗产，这也取决于各自的处境和条件的不同，以及各自的异常艰苦卓绝的不同努力。对于这些已经离开了我们而成了古人的先辈，我一直是十分景仰的；深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地知道他们、理解他们、学习他们；也从而能够更具体地懂得我们所曾经走了过来的十分丰富、复杂、艰难，而且伟大到可歌可泣的历史，由此而得到或产生继续去克服困难，把历史更推向前进的勇气、决心和信念。要知道过去，这是为了更加美好和光辉的未来，否则，那就会成为乖违，甚至是背叛。
蔡宗隽同志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通读了郭老的十分浩瀚的多方面的著作，并且从郭老自己所写的自传材料以及他的亲朋所提供的可靠的回忆录中稽钩了其中的重要情节，写成了这部简明扼要的《郭沫若传略》。我读了其中的部分章节，觉得写得生动、明快，也饶有兴趣，是很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广大的青少年以及文化教育工作者理解郭沫若同志的伟大的。我自己常感到对于郭老以及他的著作的研究都做得很不足，因此很庆幸这一部《传略》的完成，以及它的即将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编者附记：此文是锡金同志为《郭沫若传略》所作序言。题目是编者所加。〕（附图片）
郭沫若像〔雕塑〕　龙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