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客的来历——广东省南海县见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农村通讯

笑客的来历
——广东省南海县见闻
本报记者　刘宾雁
南海县，老早以前就是先进县了。
在《人民日报》上，时隔十七年，有过两篇关于南海县的较长的报道。有趣的是，1964年4月1日和1981年8月27日的两篇报道中，第一个小标题，都用了“黄金时代”这个词。
前一篇报道，“黄金时代”的内容主要是：“1963年全县两季水稻合计平均亩产量达到968斤，每亩比解放初期提高近一倍。此外，猪、蚕茧、塘鱼、甘蔗、水果等产量也分别比1962年增长了二成到一倍以上。”
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报道了粮食、甘蔗、花生的大幅度增产，光是粮食，就卖给国家3亿余斤。下文却是：“但是……”
两个时代、两篇报道的不同，就在这“但是”以后了。1981年的报道中写道：“但是，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河网上，铁路的小镇车站上，大批的生猪、鸡、鸭、鹅、塘鱼、瓜菜等各种农副产品和各种工副业产品，正源源不断地外运。南海农民这几年大批兴建新房，新建的小楼几乎是一年一个标准……南海县1980年的集体分配人均341元，家庭副业收入每人至少有100元。今年夏收预分，每人又比去年同期增加15元。”
前一个“黄金时代”里，根本没提农民收入和生活状况有什么改变，想来不是由于记者的疏忽所致。因为前十七年虽然水利化和机械化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农民却并没有富起来。真正的巨变，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间，约三年多，只占1949年解放以来三十余年历史的约十分之一。
我们在南海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四人帮’要是早十年垮台就好了！”同一句话，还有另一种说法：“要是早十年照现在这么办，今天我们不知富裕成什么样子了！”
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县委的领导同志说：“你不知道，‘左’的影响太深哪。二十多年来，基层干部够苦了。有些运动来了常整基层干部。从1958年起，先是反右整风，反右倾，整社反五风，一些事业心很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建设家园拚命工作、很少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许多人被整下去。‘文革’一来，所有‘长’字号的又都挨整……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看惯看透’了，谨小慎微，得过且过，不担风险，少负责任。这种精神状态，是错误路线造成的。不改变，怎么得了？‘左’的东西不批透，有人就想走老路，行吗？”所谓“走老路”，并不一定是要重新实行“四人帮”那一套，而是恢复到“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时那个样子。从1978年起，县委不知召开过多少次会，讲过多少话。他们大声疾呼，口干舌燥，反反复复讲的就是一个道理：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再走老路了！一定要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回到“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那一年全县人均集体分配是153元。1976年，仍然是153元。现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一个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一年要150元上下。近三年，全县人均集体分配却翻了一番，达到374元！
难怪人们说现在是解放以来从没有过的黄金时代呢。难怪社员们在家门口贴上这副春联——“门迎春夏秋冬福，户接东西南北财”呢。
物质上去了，精神怎么样？人富了，思想“修”没“修”呢？精神里头，一个支柱是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文革”十年，把下乡的干部叫做“倒米队”，“翻荷包队”，还说：“加紧也喝粥，紧跟也没肉！”现在呢，倒过来了，是生怕我这里紧跟、加紧，你在前头拐弯儿了。农民把自己的希望概括成为“三定”——“政局安定，政策稳定，干部坚定”，一句话：千万别变，千万别摇摆，因为农民下定决心跟到底啦！
还有比这更大的信任吗？
除了中央的政策好，县委的领导班子也真是叫人信得过。从县委常委到各部、委、局，象一台润滑得很好的机器一样和谐一致地运转，听不见什么噪音。不是互相扯皮，而是彼此支持，合作，谅解。这也是来之不易的。县委的领导同志总结说：“极左不批透，很难团结好。”
这个县委有些“反常”，同那些比南海穷得多的地方相比，好象在逆潮流而进：农民不断盖起楼房，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宿舍很多仍在旧的平房里。县一级机关，往往是一套人马，挂几个牌子，人员不多，还经常往下头跑。记者要想拽住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不容易。特别可贵的是，和那些光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不同，这个县委最害怕“吹”，宣传成绩处处留有余地。就说全县人平收入374元这个数字吧，家庭副业收入就没算进去。还有，穷队的标准，也不断提高、加码。最早，是人平收入100元以下的，算做穷队。1980年，这种穷队只剩下21个了。这不很好吗？稍一使劲，报纸电台就可以宣布“南海县穷队完全消失”了。可是不，他们又把穷队标准提高到人平收入150元以下。这一来，穷队的数字一下子又增了好多。
县委书记有一个信条，简短得很：“咱们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可是他又不爱宣传，老是躲着记者。他懂得：共产党的威信前些年下来了，并不是因为宣传太少而造成的；要把威信搞上去，主要也不能靠宣传。
他似乎很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同物质的关系那条基本原理。的确，在南海县，处处都可以见到物质的东西在闪光，把人们的精神照耀得更加明朗、乐观而愉快了。首先，全县上下党政干部勤奋廉洁、生龙活虎般的战斗姿态，反映到人们的心镜里，就使他们对党的信心增强了。
离开南海时最使我们兴奋的，是由于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二十余年来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流向倒转过来了。工厂到一些富裕队招工，没多少人愿意去了。复员转业军人，普遍要求回到家乡去。你要想动员一个社员或生产队队长脱产当干部，还得要你磨破嘴皮。有的复员军人当初吵着闹着去了工厂的，现在死乞白赖地要求回生产队了。怎么回事呢？简单得很：社员劳动一年下来，收入成倍地超过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一个行政十三、四级的国家干部，他何苦非进工厂或者当干部不可呢？城里的姑娘也愿意嫁给社员了，农村还会有女青年外流吗？
简而言之，这里的城乡差别在逐渐缩小。这对于精神文明的影响，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吧。
这当然不是说南海县不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去年，南海县的教育经费是500万元。今年，又拨出500万元。老实说，我在别处还没见过生产大队的干部为了青少年不上学或不好好学习那么犯愁、那么着急的呢。有的大队，出高工薪到城里聘请退休教师。有的，给民办教师定制度——学生成绩每提高一步，增发工资10％。结果民办教师的收入倒超过了正式教师。这也同经济有点关系——队办企业需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呀。此外，象大沥公社创办的文化公园——设有剧场、溜冰场和画廊，以及他们创造的“以文养文”制度（用卖画得来的钱资助业余画家去游历名山大川，画出更好更多的画来），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农村干部在发展精神文明方面的主动、创新精神。
至于社会风尚，只需指出一点：一路上见到许多鱼塘，里面有很多几斤重的大鱼，却不见有专人看守。我问这个大队的干部：“夜里也没人看守吗？”答曰：“没有”，“没有人偷鱼吗？”——回答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