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雍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雍正
王思治
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过去对他的评价多持否定的看法，原因是论者往往从其个人品质着眼，或认为他“夺嫡”而立，为人阴险狠毒，并由此论及其人之为政。
雍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他继承了康熙统一的伟大事业，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又雷厉风行地整顿康熙晚年的种种时弊，改革某些制度，为乾隆时期清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康雍乾三朝的一百多年间，清代社会由恢复发展到顶点。当时，中国曾经是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亚洲头等强大的封建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雍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雍正在位十三年，时间不算长，但却做了大量的事情，以解决清王朝在其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康熙虽然统一了全国，但在国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雍正在位期间，平定了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在西宁设置办事大臣；在西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在湖广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用政府任命的流官，建立府州县地方政权机构，这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青海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巩固和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雍正认为，官吏的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如果官吏贪酷苛暴，“即使尧舜之仁，皆成苛政”。这是针对康熙晚年官场的种种时弊而发的。康熙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但在其晚年，吏治废弛，文武官吏委靡成风，他的孙子乾隆说他“多有宽纵之弊”。因而封建官僚的痼疾日益严重，尤其是贪污纳贿成风，有谚语说：“署印如行劫”。（《熙朝政要》卷3《纪会计》）当时，督抚等文武大员，向下属索取节礼陋规，是贪污纳贿的公开秘密；州县官则横征私派于民，并从中肥己。各省亏欠钱粮少则数十万，多则以百万计，国家财政拮据。面对官场积弊，雍正即位伊始，即严申“整纲饬纪”。雍正元年正月，他接连颁发十一道诏令，“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要他们勤于职守。“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清史稿·世宗本纪》）雍正宣布：凡康熙宽宥者，他都决不宽恕。对各级官吏旷误职守，只知沽名钓誉，肥家为私的不法行为，定然言出法随，从重惩处。许多官员被罢革。雍正二年，浙江巡抚黄叔琳以身试法。在他奉命到湖北查盐时，有人密奏黄叔琳受盐商吴雨山之贿，“关说派充总商”。雍正立即下令说：“事虽屑小，黄叔琳初任即如此肆志，将来纵放，何事而不忍为也，大负朕之任用”。（蒋良骐《东华录》第425页）于是将黄叔琳解任严审。户部尚书彭维新变更定例，私借户部银1，800两，雍正命刑部审讯，结果按“斩监候”治罪，封疆大吏人人震惕。湖广总督杨宗仁、云南巡抚杨名时、河南巡抚石文焯等纷纷上疏，请将督抚司道衙门一切陋规节礼“尽行革除”，或保证“臣一无所收”，以表白自己。他们说革除节礼陋规，“以杜州县借口之端，以塞上司勒索之路”，这就不啻自认上司勒索下属，州县官借口剥民。对八旗贵族“习尚骄慢”，“任意贪纵”，雍正同样严加禁抑，“故诸王皆凛然奉法，罔敢为矩外之行”。（《啸亭杂录》第12—13页）对各省驻防旗丁，恃势抢夺，甚至杀伤人命者，雍正命令该省督抚奏闻，即于当地正法，决不宽贷。所有这些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封建官僚的痼疾有所收敛，史称“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同前，第11页）因而雍正朝的吏治较为清明。
雍正整顿吏治的目的在于排击官吏的因循贪婪、不以国事为意的颓风，对此，他说得十分明白。雍正朝的名督抚、深得雍正信任的田文镜、李卫等人，皆以严猛著称。李卫恃能粗暴，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无少瞻顾，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吏，他们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取其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为膜外之颓风耳！”
雍正即位之后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财政困难。为了理财足用，他继续奖励垦荒，发展生产，垦田面积达到八亿多亩，为清代官书记载的最高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已看到“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田地止有此数”，即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因而采取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政策。他谕令各省官吏，“其可种五谷之处，当视之如宝，勤加垦殖”；其他“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枯黄杂木亦足供炊灶。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同时，鼓励畜牧业，“如北之羊，南方之彘，牧养如法，乳字以时，于生计诚有裨益。”他要求各级官吏，务使“人力无遗，地利始尽”。（《清世宗实录》卷16）
在赋税制度方面，雍正在以往个别地区试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行“丁随地起”，即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故又称“摊丁入地”，以保证税收。这是因为官僚地主的舞弊，“有田少丁重，田多丁轻者；有弃产而丁银未除，得产而丁银未纳者”，不仅负担不均，而且贫民无产，丁银的征收也就无保障。摊丁入地后，田地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地者不交，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丁银是封建社会的人口税，存在了几千年，从此不再单独征收，因而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也相对松弛。这样做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各省钱粮亏空严重、国家财政拮据的状况，雍正雷厉风行地清查钱粮，勒令官员限期追还。如果亏空实系官吏侵吞，“定行正法不赦”，许多人被抄家或查封家产追补，雍正因而有好抄人家的恶名。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加上发展生产等措施，财政状况大为好转。礼亲王昭梿说：康熙年间，“库帑亏绌，日不暇给”。雍正整肃吏治，综核名实，封桩库所存，“至末年至三千余万（两），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啸亭杂录》第9页）
雍正是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力挽颓风，使清王朝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雍正的整顿，清朝的衰落将会更早地到来，这是不无道理的。当然，雍正可以非议之处也不少，但都不足以否定其历史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