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日本的难治之症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述评

财政危机——日本的难治之症
本报记者 陈泊微
“重建财政”，是当今日本国内压倒一切的重大课题。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当时的大平内阁宣布，日本要在八十年代里努力完成重建国家财政这件大事。现在，三年过去了，八十年代的第四个年头业已开始，日本“重建财政”的计划显然未能取得进展。严重的财政困难仍然在困扰着这个“经济大国”。
重建财政的一个具体目标，叫做“昭和五十九年（1984年）消灭赤字国债”。可是现实的情况却逼着政府增加赤字国债。新年的前几天，国会匆匆通过了1982年度的“补正预算”，鉴于税收不足，国家预算出现巨大亏空，决定本年度内追加赤字国债3．4万亿日元，使全年度的赤字国债总数突破7万亿日元，这样，就比上年度的赤字国债还多了1万亿日元以上。新年前夕，日本报纸发表了内阁临时会议定案的1983年度政府预算草案，规定在新的年度发行赤字国债6．9万亿日元，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政府首脑已经暗示，舆论也这样认为：那个“消灭赤字国债”的目标，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了。
除了“赤字国债”，日本每年还大量发行一种公债，叫“建设国债”。日本的财政预算是依靠这两种国债来弥补亏空的。最近三年来，每个年度的预算就有将近三分之一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就财政预算对公债的依赖程度而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哪个也没有日本这样严重。
国债多得象天文数字
国债年年大量发行，积累下来的国债余额之大，实在达到惊人的程度。预计1982年度结束时，国债余额将接近100万亿日元。1983年度政府预算草案，被称为“超紧缩型预算”，整个预算支出只比上年度增加1．4％，但是，国债发行额却高达13．345万亿日元。据此计算，1983年度开始后要不了几个月，国债余额就会突破100万亿日元大关。
随着国债发行增多，每年还要付出巨额利息，这又成为新的财政负担。比如1982年度发行国债额14．345万亿日元，当年就要拿出6．3168万亿日元去付国债的利息。可见好不容易靠借债得来的钱，实际到手的却只有一半多一点。这样沉重的利息负担，长此以往，怎么吃得消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此。发出的债券，是要投入市场流通的。国债的认购者基本上是大公司、大银行，虽然购买债券者有利可图，但市场接受、“消化”国债的能力却是有限度的。所以市场的容量也不允许国债无限制地增加下去。人们纷纷议论国债发行过多会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弊害和危险。因为市场上国债流通量过大，弄得不好，会产生“财政性通货膨胀”，而债券市场价格的动荡，又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从而会使企业的设备投资受到阻碍，也会影响居民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它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国债是怎样膨胀起来的
日本“建设国债”是以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如建设道路、桥梁和各种公共工程等）和进行公共投资为目的；“赤字国债”则是单纯为了弥补财政预算上的赤字而发行的。1947年制定的《财政法》禁止发行“赤字国债”，只允许发行“建设国债”。1964—1965年，日本的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预算入不敷出，国会通过了一项临时法律，政府据此发行了相当数量的“赤字国债”，经济情况好转后，“赤字国债”没有继续发行，但是“建设国债”却开始大量发行起来。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建设国债”来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来刺激经济，对经济高速增长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
1973年冬天，“石油危机”的一声霹雳，震撼了正在过着经济高速增长好日子的日本列岛。一场经济萧条突然袭来，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中的日本经济一时呈现混乱状态。国会在1975年度中间作为特殊情况，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律，准许在该年度内除了发行“建设公债”之外，还发行“赤字公债”，弥补岁入的缺额，以便扩大财政预算的规模，刺激经济，恢复景气。谁知这个本是临时应急的财政措施，从那以后却变成了年年必须照此办理的惯例。1975年以后的各个年度中，两种国债的发行，有多有少，少则占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几，多则占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但总的趋势是国债走向膨胀，到了最近几年，竟膨胀到占全部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左右。
“财政病”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后遗症
综观这段财政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和国债的高速膨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利用大量举债来维持大规模财政预算，刺激经济的高速膨胀；反过来，经济的高速膨胀，又给财政带来了大量的收入（税收和公共事业收益），与此同时，行政经费、科技、文教事业经费以及社会福利经费，也赖此得以迅速补充和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转入被称为“减速增长”（也有人说是“中速增长”或“低速增长”）的时期以后，财政收入已经不可能象所预期的那样增加了，但是多年来扩大起来的各种财政开支，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按“减速”原则相应地降下来，于是只好照章利用大举国债来维持膨胀起来的财政开支，国债的泛滥也就成了一种难治的“财政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在困扰着日本的“财政病”，乃是它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后遗症。日本的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七十年代中叶以“石油危机”为契机而宣告结束了；日本社会正是吃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赐予的甜果子，同时也带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遗留下的社会病进入八十年代的。
财政问题影响着政治家的命运
日本所患的这种难医的“财政病”的严重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财政问题，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和大题目，成了影响政治家们在政治舞台上沉浮、进退的重要因素，成了考验政权担当者的试金石。1979年秋到1980年夏，已故大平首相为了着手解决重建财政问题，提出了增税的主张，结果，碰了钉子，招致了一次大选的失利，并因此而遭到了自己党内反对派的激烈反对。铃木首相鉴于大平内阁的教训，提出实现“不增税的财政重建”的方针，然而他的内阁也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终于不得不作出不再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决定。现在的中曾根首相上任伊始，就宣称他决心继承铃木内阁“行政改革、重建财政”的方针，要为此大干一番。
近年来，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把行政改革做为重建财政的首要的和先行的步骤。所谓行政改革，就是要把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变得庞大臃肿的各种官厅、机关和公共企业单位加以精简、或废除、或合并，或裁人员、减经费。这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因而遭到这些人的抵抗和反对。最近一年，记者在东京街头时常看到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的队伍，他们喊出了反对裁减人员、削减福利，以及反对优先增加防务费用的口号。
重建财政，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牵涉到、触碰到社会各个阶层、各种集团的切身利益，它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因这个问题而发生这样那样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和被冲淡了的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在经济“减速增长”的年代，开始显得有些尖锐了。如何调节和处理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关系和利益，大概是日本重建财政的一个根本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