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骁将浩气长存——沉痛悼念杨勇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沙场骁将浩气长存
——沉痛悼念杨勇同志
潘焱
我与杨勇同志相处的全部时间，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的。我们相识后，给我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有很强的组织指挥才能。那时，晋冀鲁豫军区七纵队刚组建不久，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战斗力不很强。当时，我也对这个部队能不能打硬仗，心里没底，有些担心。但是，杨勇司令员却说：“‘兵随将转’，部队的战斗力，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是靠战斗打出来的。”他一方面努力建军，一方面带领部队积极作战。1946年初，在冀鲁豫战场上，七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歼敌约两万余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启示，在以后的每次战役、战斗过程中，我都认真研究和领会，学习他的军事指挥组织艺术。
杨勇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和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命令和指示，都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再大的艰难困苦，他从没叫过苦。他总是对我们讲：“艰苦是胜利的开始，今天的苦就是明天的甜。”在跃进大别山，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沼泽泥泞，使人望而却步。杨勇同志说：“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说着，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我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为了赢得时间，赢得速度，杨勇同志有时亲自和工兵部队一起扛木材、搬石头、修桥补路，有时就干脆和部队一起徒步行军。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
在战斗战役中，杨勇同志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察看地形，调查研究，正确分析判断情况，正确选择作战对象，适时准确地捕捉战机。记得在淮海战役中，我纵在涡河、板桥集地区，迅速展开了对敌12兵团的阻击战。被我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遭到沉重的打击。敌人企图突围逃跑。敌人向哪个方向逃窜，我们这些参谋指挥人员开始判断不准。一天，刚过中午，激战双方稍事停顿。突然，敌人的轰炸机沿我方阵地西北方向轰炸过来，一条线直到敌阵地前沿。杨勇同志和我隐蔽在一个防空壕里，他不时地观测着敌机轰炸的目标和位置，边观察边对我说：老潘，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对我方阵地的轰炸，一反常规，无疑是在为他们的突围部队指出逃路的标记，敌人轰炸的方向就是他们逃跑的方向。我立即照杨勇同志的判断，作了些反敌突围扑歼敌人的准备。果然，敌人在夜晚向双堆集西北方向突围。逃跑之敌遭到了我们猛烈的阻击。各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歼灭了敌精锐部队黄维兵团12万余人。
我感到，杨勇同志之所以军政全优，指挥有方，能驾驭战场的千变万化，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个成功的经验，是他有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认真领会上级的意图。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在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场上，我们将郓城之敌包围。敌人是国民党五十五师师部和两个旅。该敌善于阵地防守，在郓城四周布满了地堡群及暗堡射击孔。面对这样一个强劲敌人，杨勇同志根据刘、邓首长关于“攻城部队一定要选择敌防御薄弱、对我有利地段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的经验，当即命令第二十旅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一旅在西关向城内进行主要攻击；第二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第十九旅主力调郓城东关，随时准备歼灭东突之敌；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穿插、割裂敌人而歼灭之。一夜激战，全歼守敌五十五师师部及二十九、七十四两个整旅，共达15，000余人，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郓城战斗结束后，我第一纵队在杨勇同志指挥下，迅速组织了六营集战斗。六营集是个不大的村庄，挤满了1万多敌人。原计划以我纵队及第6纵队主力，从六营集南、北、西三路包围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敌人。后来杨勇同志考虑到：若迫敌为困兽之计，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于野外歼灭之。这一打算，得到邓小平政委批准。六营集东南方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大洼地，杨勇同志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方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作为敌人的“逃路”。夜晚，为了给敌人以“安全”感，杨勇同志让驻守在这里的文工团、通信营、卫生所等纵队直属单位加强灯火管制。走投无路的敌人，发现这里尚存一线生机，就在深夜全部钻进了我们准备好了的“口袋阵”。战斗历时3日，歼敌两个相当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
杨勇同志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是建筑在对敌刻骨仇恨，对己深厚热爱的鲜明立场上的。在疯狂残暴的敌人面前，他是一把永不卷刃的钢刀，是消灭豺狼的猎手。解放大西南时，贵州境内的一股国民党残匪迫于我重兵的压力起义，后又乘我主力会攻成都而叛变，残杀我工作人员，破坏我新生政权。杨勇司令非常愤慨，他下令部队要不惜一切牺牲，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想尽一切办法，把匪徒干净彻底消灭掉，不许贵州境内留下一个匪患！他对我说：“留下一个匪患就是我们五兵团的耻辱！”美帝国主义侵朝后，杨勇同志正在贵州主持军政工作，他对我说：“美国鬼子太坏了，在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要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要求到朝鲜打美国鬼子，打不垮美国鬼子，我不回来！”对自己的同志，他却非常宽厚，从来不说不利团结的话，不做不利团结的事。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甚至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在“文化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但他出来工作后，对参与整他的那些人都不怨恨。他总是说：“整我的是林彪、江青一帮坏人，这些同志（指参与整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况且我不是什么都正确，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我同杨勇同志先后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感到很痛快，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是与杨勇同志以诚待人、尊重下级、相信同志、大胆放手让周围的同志工作分不开的。杨勇同志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使下级能胜任愉快”。他在工作中从不指手划脚，遇事总是同我们商量；听取我们的意见时，向来是和和气气认认真真的；对我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的价值，都能给予充分的肯定，交给我们办的任务，从不中间干预，非常尊重下级的职权。
对于下级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他都主动承担责任。在豫北战役的一次战斗中，有个领导由于麻痹轻敌，没有按时到达作战地域，结果让一部敌人跑掉，受到了野战军首长的批评。杨司令员在向上级汇报时，没说任何怨天尤人的话，认真地检查自己的责任，使周围的同志深受感动。那位领导同志，也决心在今后认真改正错误。相反，打了胜仗，有了成绩，他从不提及自己，总是说，这是上级英明指挥和指战员浴血奋战换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拍摄大型纪录片《英雄赞》时，他很少露面，而让摄影师大量拍摄部队指战员、朝鲜人民群众和我们这些下级指挥人员。结果，只给他拍了两三个不得不出现的镜头。去年，贵州省特邀杨勇同志撰写他率部解放大西南的回忆录，杨勇同志不赞成这个说法，他告诉贵州来的同志：解放大西南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刘、邓、贺首长的正确指挥，我杨勇没做什么；就是做了点事，也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写的？贵州省政协找到我，让我做做杨勇同志的工作，并说要留下这珍贵的历史是为了教育子孙后代。杨勇同志对我说：“要写，那就写贵州的各族人民，贵州的党组织，和为贵州人民翻身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烈士们。”还说：“回忆录要留有余地，宁肯不足，不要过头，更不能吹自己！”杨勇同志在身患重病时，还认真修改了回忆录。在最后定稿的题为《回顾贵州解放》一文中，没有一处提及他如何组织指挥的语言。贵州省的一些领导同志看了文章后说：杨勇同志这种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是啊，杨勇同志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作风上，都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象他这样的好同志，好领导，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要用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不断激励自己，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以开创我军工作的新局面，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寄托对他深切的哀思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