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难忘的会见——纪念宋庆龄大姐诞辰九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三次难忘的会见
——纪念宋庆龄大姐诞辰九十周年
史　良
明天是宋庆龄大姐的九十诞辰。这本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但我们敬爱的大姐已离我们而去了。怀念宋大姐的一生，不能不引起我的由衷的敬意和沉痛的追思。
宋大姐待人至诚，益友情深。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从和她的长期交往中，经常享受到她的友情，春风化雨，温暖宜人。她是在1981年5月去世的，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年的圣诞节，她还约我去参加她的家庭晚宴。那天她高兴极了，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那天同去的，还有戴爱莲，爱莲为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竟成为我们最后的纪念。我和她相识半个世纪，都亲见过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我特别钦佩她的远大的见识和坚定的信念。远在1935年，她就对外国朋友说过：你们会感到中国的情形很糟，但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希望就在这里。半个世纪以来的实际，完全证实了宋大姐的预言。
宋大姐常常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时刻，给我以鼓励。在我和她的长期交往中，有三次不平常的会见，是我永远也难以忘怀的。
第一次，是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
1936年11月，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以“爱国有罪”而逮捕，构成“七人之狱”，我是七人之一。我们在法庭上和监狱中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宋庆龄大姐则在狱外配合我们，开展了政治斗争。在一篇题为《为七领袖被捕事件的宣言》的文件中，宋大姐和何香凝、马相伯三人为我们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急欲以镇压爱国救亡运动来媚敌苟安。宋大姐等在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情的要害，郑重宣布：“救国阵线唯一的目的只是促成全国人民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政治主张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救国阵线决不反政府，恰恰相反，它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的。”“我们正同全国有良心的同胞一样，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几位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以巩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加强全民族抗敌的力量。”
这个宣言不仅对我们七人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鼓舞，而且国内外影响极大，声援函电似雪片飞来。其中包括知名人士李宗仁、冯玉祥、于右任等人。国际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等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迅速释放我们。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我们七人所进行的所谓“审判”中，露出了杀机。其依据就是企图把爱国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直接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张、杨两将军和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和士兵是同情爱国运动的。我们亦不否认，我们内心十分支持张、杨二将军所发动的对蒋兵谏。但“西安事变”发生在七人被捕之后，硬把“七人之狱”和“西安事变”直接相联，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早已有小道消息传出，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确有一部分人曾企图用杀死我们七人的办法来恐吓爱国将领，以达其扑灭抗日怒火的目的。但我们坚持了斗争，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终于战胜了敌人。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宋庆龄大姐等所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十六人，为了援救我们，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扩大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向江苏高等法院递出了一份呈文。呈文在叙述了七人之狱的无辜之后指出：“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责。”呈文发出后的第二天，宋大姐等就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阐明救国入狱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大姐等发动的救国入狱运动发展起来以后，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并引起国外人士的广泛注意。7月5日，宋大姐等十二人来到苏州，要求入狱，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江苏高等法院先由一位庭长出面敷衍，经宋大姐指责后，院长才被迫出见。宋大姐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义正辞严地向他进行了责问，法院院长无辞以对，狼狈不堪。这时宋大姐就提出要探视我们七人的牢房生活，院长被迫答应。宋大姐等先到女监来看我，当时我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间内，忽然看守来我牢房整理布置，还在小桌上铺了白布，放上花瓶，在花瓶里插了花。我正摸不着头脑，宋大姐已经踏进房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见，宋大姐鼓励我坚持斗争，对我说：“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和她热烈拥抱，泪珠夺眶而出。我衷心感谢宋大姐和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持鼓励，我也向大家保证，要同反动分子斗争到底。这是我和宋大姐的一次难忘的会见。
另一次不平常的会见是在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在这以前的两三个月，上海气候骤变，阴云密布，眼看就要大雨倾盆。面临灭亡的敌人疯狂倍增，对进步人士加紧镇压，形势险恶。我得到地下党的转告说，国民党特务已把我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随时可能捕人，让我迅速隐藏起来。起初我藏在我的姑母家里，后来考虑到我和姑母时有往来，她家地址容易暴露，就转移到另一亲戚家里。我转移以后不久，1949年5月11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三辆吉普卡，载着二十余名武装人员和一些便衣特务，把我的原先住宅团团包围，进行了大搜查。当时我的秘书、司机和女佣均在原住宅，此时便被集中到一个房内，进行审讯。审讯不得结果，留下五个武装人员看守他们。到了晚上，便衣特务又来了，对每个人进行了个别审讯，我的司机被逼说出了我的姑母家的地址，特务随即将我姑母家看守，并进行搜查和审讯。这时我正在南市另一亲戚家中，当特务找到时，我恰好离开那里刚刚二十分钟。但我的秘书却被捕了，受到残酷毒打。由于审讯得不到结果，她被送到执行处的拘留所。在那里已有不少等待执行的人，其中我的亲友达7人之多。黄炎培的长子黄竞武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我出走以后，四处躲藏，直到上海解放。当我终于再次和宋大姐见面时，我们都被胜利的喜悦而激动得不能自已。宋大姐说：国民党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人民，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从此，我下定决心，要以全部智慧和力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永远在一起。
全国解放以后，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虽然我和宋大姐都比较忙，但仍继续保持联系，经常来往。“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就很难见面了。就在那困难情况下，我们却有过一次不平常的见面。
那是1967年的国庆节，民盟机关“造反派”的个别人不仅到我家扫了“四旧”，而且“勒令”我到机关参加劳动。我的车也被停止了，司机也造反了。但却收到了国庆节观礼的通知，只好坐一部三轮车赶到天安门附近，然后再走一段路程。由于年纪较大，走一段长路是比较吃力的，但总算上了天安门城楼。事后才知道，造反派曾经派车追赶，不许我上天安门。只是由于在追赶路上没有发现我，才被我“混”上天安门的。当我和宋大姐在天安门城楼上见面时，彼此默默无言，深情地握了手。大姐悄悄地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了。我也说，你的情形我也知道了。那时，江青、张春桥之流不仅否认统一战线，否认民主党派，而且认为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他们否定历史，也否定历史人物，连孙中山先生也被他们视作牛鬼蛇神，归于打倒之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言的会见却更胜于千言万语。我们坚信，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乌云绝对遮不住太阳。在这次会面以后几天，宋大姐派人送来一罐亲自做的小菜，是纪念我们这次难得的会见的。这次会见我将永远难忘。
敬爱的宋大姐离开我们近两年了。这两年中，祖国面貌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党的十二大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大、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和政协章程，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末达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前途而欢欣鼓舞。在党的领导下，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更加扩大了。在这个时候，回忆起和宋大姐的三次不平常的会见，高山仰止，感想万千。宋大姐啊！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