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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前进的足迹——“‘五四’青年文学奖”获奖小说漫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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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3-01-26
第5版()
专栏:

当代青年前进的足迹
——“‘五四’青年文学奖”获奖小说漫评
何志云
对于色彩斑斓的当代青年生活来说,《中国青年》举办的“‘五四’青年文学奖”短篇小说征文的十三篇获奖作品,描绘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若干侧面。但是,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却可以了望到当代青年前进时的勃勃身姿;我们从中感觉到的,也绝不是零星的、散杂的印象,而是一代青年炽热的灵魂。
从《飞过蓝天》到《雨夹雪》,从《走过黑暗》到《天葬》,在我们面前匆匆走过的这些青年形象,也许没有谁能称得上命运的宠儿。他们是那么的平凡、普通,但在他们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生活中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青年人的遭际,看到他们的烦恼与欢欣、奋斗与追求、希冀与理想。他们中间,有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终于在时代与人民的事业中获得精神升华,找到了自己存在价值的年轻演员(《矮的升华》),也有平凡得连“又副册”也入不了,但却认认真真地生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着实实在在的财富的里弄工厂的青年女工(《庸常之辈》);既有单纯、热诚,用自己的心灵为青年送去温暖的年轻的团县委书记(《瓦灰色的楼房》),也有貌似粗野不羁,但自有向上的要求和闪光的品性的普通工人(《红花白花》);既可以看到处于颓丧境地的插队知青的觉醒和奋起(《飞过蓝天》、《蓝旗》),也可以聆听到年轻一代对洋溢着新时代精神的美的生活与心灵的热切讴歌(《雨夹雪》、《金色的小鹿》)……这些作品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还比较稚嫩,但它们所表现的青年生活都十分真切实在,不加矫饰;在朴实地传达作者切身的生活感受的同时,又融贯着年轻一代对转折时期斑斓纷杂的现实生活的思索,因而读来别有一种思想上的锐气和情感上的韵味。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转折时期青年一代于艰难的行进中留下的足印。
首先向我们明白地昭示着这一信息的,是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在这以前,我们曾经见到过一些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它们致力于表现动乱年代中青年人遭受的磨难和坎坷,以及他们对梦魇般的岁月的愤激和梦醒后的迷惘,其中某些作品,由于对那种被生活遗弃了的感觉的渲染而笼罩着仿佛“世纪末”式的颓丧情绪。它们以对林彪、江青一伙摧残人性的极左路线的控诉,曾经引起过人们的共鸣和注目。但这一类作品看得多了,人们也很有些厌倦和不满足。因为,倘若固执地从这种单一的角度去回顾历史,审察人生,不把青年一代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也不从青年一代自身的弱点和所应该担负的职责方面作恰如其分的评判,青年一代怎么可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展望未来,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健康地成长呢?《飞过蓝天》第一次把艺术的聚光点,打向了知识青年内心的自我审察和评判上,别开了这类题材创作的新途径。那个被称作“麻雀”的知识青年,曾经有过美好的遐想,到了农村后,确实也以他的热情和刻苦,有了一个满不错的生活开端。但是,后来却沦落为“破罐破摔”、“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市井无赖之徒,原因究竟在哪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只有着人的名字、象征着信念和坚贞的鸽子“晶晶”,所以能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在寒风凛冽的高空中盘旋寻找它的主人,面对欢乐的生活和深情的爱侣的诱惑而不变初衷,又究竟是因为什么?《飞过蓝天》在对“麻雀”和“晶晶”的对照描绘中,尖锐地提出了青年人怎样使自己免于沉沦的问题。作品对“麻雀”也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评;有对青年痛苦感情的充满理解的抒发,但更多的是毫不留情的自我审察;有对过去了的岁月的回顾与凝视,但更多的是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瞩望和呼唤。
如果说,《飞过蓝天》所提出的这一人生课题,多多少少还显得有点抽象,那么,陈村的《蓝旗》则对同一课题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掘。这篇作品行文冷峻深切,但作者自有一颗热烈的内心。他把一个普通知青在漕河岸的小村庄中度过的八年平凡、琐细甚至带着些微暗淡色彩的生活,都浓缩在淡淡的字里行间,凝聚成一份奉献给农村和农村人民的沉甸甸的感情。这个知识青年,从开始只会在“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诗句中,来寻摸世代躬耕于田野的农民的感情,到后来临要离开农村之际,想“把漕河连同青蛙一起带走”,这种感情的变化,在于他发现“这块曾被我千百次诅咒的土地竟是这样美丽”,因此发出了“我还会来的”誓言。作品的结尾,寓意深长地写了他那件被农村的风雨漂白了的破旧的蓝上衣,在“漕河的风吹动下”,就象一面“褪色的蓝旗”。这面“蓝旗”,对于同样经历过上山下乡生活的青年朋友来说,想来永远都会是一种提醒和召唤。陶正、田增翔的《星》,沿续着《蓝旗》的探索,把知青生活的舞台从偏僻的乡村搬到了喧闹的都市。我们从那个在对农村的眷恋和对城市的迷惘中徘徊的“她”身上,可以看到《蓝旗》中的“我”的后来。她对身边出现的诸如“服装厂试行计件工资呀……”等等五花八门的话题以及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的“业余华侨”的愤懑和不安,虽然有许多感情用事的成份,但并非毫无道理。“她”对陕北钢蓝色的夜空、热腾腾的生日宴会、红红火火地扭着秧歌迎接新春等生活的忆恋,也值得人们充分珍视。叫人不安的,是“她”“用对美好的往事的追忆来代替对美好的未来的追求”。作品对“她”这种心理的概括,是颇具典型性的。庆幸的是,“她”最终在前进着的生活中,在活跃于“她”周遭的那批致力于新的开拓的朋友身上,发觉了自己的错失和迷蒙,重又在原先看来昏暗的天空中,发现了晶亮晶亮的星光。
我们的这一代青年,从十年动乱岁月中苦苦跋涉而来之际,身上乃至心灵上带着那一时代的种种印记,出现过一时的动摇、犹疑、彷徨甚至颓丧,是不足为怪的。把青年身上的“伤痕”看作是青年的本质,以为当代青年已经被毁得不成模样,这是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偏颇之论;但在另一方面,青年一代自身,该从过去的岁月中发现些什么?汲取些什么?《蓝旗》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自白:“我无疑变了,有过这一段生活的人,不会不变。在这苦和甜的岁月里,有我永不能收回的失去和永不会失去的收获”。痛定思痛之余,这“失去”和“收获”又是什么?总结和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应该作为青年题材创作的重要课题。这三篇作品,概括的虽然只是知识青年思想感情变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青年健康发展的基本轨迹,也可以清晰地看出青年题材创作在主题挖掘上的深化。这里的共同标志,是青年一代不断地努力超越自身荣辱沉浮的界限,于严肃的自我审察和尖锐的自我否定中走向人民,走向新时期蓬勃的生活。他们已经不再在迷惘中徘徊,在回顾中叹息,而是通过思考、寻求、总结,把十年内乱给他们带来的愤懑和痛苦,转化为前进的力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下,汇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浩荡洪流。
正因为这样,这批获奖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热烈而诚挚的感情,倾注给了那些踏踏实实地追求着、前进着的青年人。他们不是那种曾在许多作品中出现过的,眼里没有人民,心中没有社会,张狂傲世的个人至上主义者,而是坚定的、服膺着为人民所欢迎的富有创造和认真负责的生活态度的普通劳动者。在与人民、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水乳交融般的联系中,他们的平凡的作为,便闪现出绚丽的光辉来。祖慰的《矮的升华》,别致地带着几分怪诞地描写了舞蹈演员蒙斌的精神升华过程。作品的主旨,显然不是在为生活中的类似蒙斌的青年设计什么具体的出路,而是在生动地说明,青年人应当怎样在同人民的事业的联系中获得精神的升华,从而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王安忆的《庸常之辈》,通过对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年轻女工的灵魂的展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同类青年的崭新观点。何芬这样的青年,曾被有的作品当作“庸俗”的代表而大加挞伐。但王安忆却以一种体谅和同情的态度,奏出了一支委婉醒人的歌。这个里弄工厂的年轻女工,从不妄自菲薄,也从不炫耀于世,只知道“尽自己的本分,认认真真地生活”,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面前,更不怨天尤人。作者揭开了她那被日常生活的小琐事和小悲愁遮掩的内心,凸现出她那实在、质朴的品质和纯净优美的情感。何芬和生活中的何芬们当然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开拓,但首先应该充分地肯定她们对人民的事业的贡献。黄传会的《设有靶标的小岛》,写了一个孤独地居守在荒岛上的小战士,他无名无姓,默默地承受着寂寞与凄清。但他懂得,这个小岛和北京的四合院、和三大队的全体飞行员,具有一种扭脱不开的关系,从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颇有点以“鲁滨逊”的外号自豪起来了……似乎不需要一一地列举下去了。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青年中的可贵特质。不是说青年人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吗?这些青年形象就在实践着这一口号,并且有了可喜的开端;不是说,文学应该塑造新时期的新人形象吗?这些青年形象,可以说是青年队伍中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作品,展现了青年一代在健康成长的趋向,也反映了青年题材创作在不断开拓和深化的势头。“‘五四’青年文学奖”的征文活动,实际上是对这两方面的大好形势的一次小小的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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