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思和忆念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连载

哀思和忆念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唐瑜
三：关切
抗战胜利后，1947至1948年间，我曾从新加坡到香港三次，其中两次我因事去过上海。潘汉年每次都托我带一些小东西，雪花膏、小棉衣、线装书等等。我说：“带什么东西你别告诉我，但一定要装得妥善。”在过上海关时，我告诉关员有一些丝袜、衣料要报税，于是他忙着估价、填单子，我迅速过了关。
我在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座大楼内找到廖梦醒，又去看了陈曼云，把东西都交了（后来听说宋庆龄先生收到香港民主人士给她的联名信）。
一个投敌已八九年的叛徒、特务，他干这些事究竟还想干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图谋？
全国解放前的两年，我和潘有较多的接触。他的“流动办公室”设在九龙、香港的香港酒店、告罗士打等等咖啡座中，地点几乎天天在更换。每天总有许多各式人等来找他，一个接一个，从无倦意。谁也难统计他每天说了多少话。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某一些来找他的人，一张张兴奋的脸用笑眼盯视着，听他侃侃而谈。我曾开玩笑说他象在摆测字摊，善男信女争相求问流年休咎之卦。我们一些熟人和排队的人时常在他的台子旁边另占三两台，用“人墙”来隔开外界，让什么人也听不见潘在讲什么。他一天天更忙碌了。但他还要注意照顾一些同志的生活上的问题：
“唐，老任和老婆住在南国（地下党创办的旅馆，任后来接收一个重要的单位），恐怕需要一些零用钱，你明天给他送些钱去吧。”
“上海有个朋友介绍两个人来找我，晚上你陪我去交际吧。”
有一次，从郭沫若同志住所出来，我们走在九龙弥敦道上。他说：形势逼人，看来全国解放的日子要比预期的快得多，你自己也要有个准备，将来你不可能再过那种打抱不平式的革命、象游侠似的生活了。我说，我不懂做官，我还是想搞幻灯，在战地服务队和重庆都没有搞成，解放后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如果能通过小小的幻灯给农村做一些文化知识的启蒙普及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到上海不久，在于伶给我的信末，加了几行字，说上海有一家幻灯厂，可以按我的希望工作，他催我速即动身。但那时，夏衍同志交办的一件事仍未办妥，去广州时陈沂、宋之的邀我参加部队的电影工作，宋告诉我，全军当时只有两三部旧放映机，我想在一个空白点工作，比较容易藏拙，我婉言函谢了潘（在我1962年同潘相处的谈话中，也庆幸那回没有去上海）。
潘时常利用我们当“临时演员”，包括丁聪、吴祖光、凤子、孙景璐、陈歌辛等，待我们吃完了饭，他的工作也完成了。
潘经常用女朋友、男朋友以至他妻子董慧的钱，那时党不可能供给他充足的活动费用，他用这些钱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