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难觅”——就江永絮遭遇问题访衡阳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知音难觅”
——就江永絮遭遇问题访衡阳
江永絮的遭遇见诸报端以后，引起广泛的关注。江永絮本人和衡阳的人们都是怎么想，怎么议论的？记者带着这个问题，专程前往湖南衡阳采访。
在湖南省柴油汽车修制厂见到江永絮时，她眼里闪动着泪花，激动地说：“感谢党对知识分子和归侨的关怀！希望党报关心更多的江永絮。”这番话，表达了衡阳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心声。我问过很多科技人员：从关于江永絮遭遇的报道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他们不论经历和现况如何，几乎总是说：“既感到鼓舞，又觉得知识分子政策要真正落实是很难的。”一位工程师说：“虽然党中央一再说要把知识分子当作依靠力量，可下面总有人觉得靠不住，难呵！”末了，他又接着说：“江永絮的事情又将会怎么结束呢？”不止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听得出，他们是忧心忡忡的。
事实上，他们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江永絮所在的厂里，有那么一个人，拿到《湖南日报》刊登的调查后，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扬言省调查组关于江永絮的调查报告错了，要向中纪委申诉。直到《人民日报》转载这一报告，才有所收敛。据说此人原是衡阳某“造反有理”组织的“司令”，目下是这家省属厂宣教科的负责人。
衡阳人对江永絮褒贬不一，这是意料中事。不过，一些人的偏见之深却是出人意料的。直到这次访衡阳，在一些市属机关干部的口中，依然可以听到那些用放大镜从江永絮身上照出来的、扭曲了的细枝末节。人们一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被江永絮看作“娘家”的侨办，反而对江永絮抱有更深的偏见？这里，可以插入一个使人有所启示的题外故事。某次，侨办组织归侨代表去桂林游览。一些年事已高的归侨老模范坐在硬席，而市侨办的干部却心安理得地坐在舒适的软包厢里。以这种冷漠的感情，能去维护归侨的正当权益吗？一位从省里来的同志说：“初到衡阳，听某些人谈起江永絮，你会觉得他们心目中的江永絮简直集中了女人的一切缺点。等到亲自接触了江永絮，才觉得那是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人。”
在衡阳，似乎是三种情绪并存。概括些说，是市委部分同志的委屈情绪、一部分中层干部的抵触情绪和知识分子对政策落实现状的不满情绪。平心而论，衡阳市委是曾经比较重视江永絮的。市委的同志说：“江永絮是我们衡阳的老典型。衡阳的报纸、电台宣传过她的事迹；她现在还是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组织和群众给了她一定的荣誉。因此，说她受到排斥和打击，对市委的同志来说，需要一个认识和提高的过程。”也有人说，江永絮是个归侨，能得到多方面的关照，比起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境遇已经算不错的了。有关领导甚至曾流露出想提拔江永絮的意思。言外之意，知识分子政策在江永絮身上已经落实得差不多了。
那么，对于江永絮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究竟怎样才算是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荣誉、职位、房子、工资是否就是一切？在衡阳，我曾向不少在机关、厂矿工作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无不表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专业特长。“士为知己者用”，自己在工作中的想法、创造能被领导理解，得到支持，那是最可庆幸的。他们首先希望的是能有一个用武之地，使自己在专业领域中作出成就和贡献。这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江永絮希望的也正是这样！看来，衡量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与否的标准并不是有多少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在衡阳，人们告诉我，有家工厂先提拔一位科技人员担任副厂长，后来因为位置排下来不够，又改任副总工程师。职责订了十几条，没有一条职权。这种有职无权的情况相当普遍。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情愿集中精力搞科研。他们需要领导对他们的业务工作给予支持。只有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了，才能说是落实好了政策。衡阳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正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象江永絮一样，得不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一位工程技术人员说：“偏偏我们知识分子又是性格内向的多，穷要面子不开口，就更难得到领导的理解了。真是知音难觅！”
“知音难觅”，其意义还在于，直到现在，衡阳的领导和知识分子间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标准是什么还未取得一致的认识。市委有的同志说，我们在江永絮身上下了那么大的力，结果还没有落实好政策。究竟这标准是什么？在江永絮所在的厂里，党委中有的同志还觉得他们那儿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差不多了。他们可以告诉你有多少知识分子担任了厂和车间的领导职务，多少人调了级，工程师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平方米。但是，面对江永絮的遭遇，你不可能得出“知识分子政策已经落实好了”或者是“差不多”了的结论。
在江永絮曾经短期帮助工作过的湘衡盐矿，人们对江永絮的遭遇感到吃惊。他们讲述了江永絮在那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情景，说，“象江永絮这样的好同志竟然受到如此排斥和打击，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怎么才能杜绝这种不爱惜人才，随意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一些同志提出：“就是要允许人才的合理流动。只要是千里马，不怕世上没伯乐。”“将来规定一条，只要有地方要，又是专业对口，就要允许人家走。这一来，那些不爱护人才的厂领导就得三思而行了。”虽然这牵涉到整个用人制度的改革，但仍不失为良策一条。
衡阳数日，见闻甚多，感慨颇深。不过，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江永絮。临行前，我去向她告辞。她带着忧虑的神情说：“省里的调查组走了，记者也要走的，我怎么办？我觉得压力还是很大，而且，好象是更大了。”我说：“请你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真正得到落实的。”然而，怎样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尽快消除江永絮的忧虑，确是摆在有关领导面前的试题。我们等待着他们的回答。
本报记者　郭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