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 苏联代表爱伦堡的演说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
苏联代表爱伦堡的演说
【新华社讯】塔斯社华沙十九日电：苏联代表爱伦堡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十八日会议上发表演说称：极大的负担已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头上。人有权利不顾自己、不顾一切、也不顾危险。我们现在正在想着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对于在光明与黑暗中的一切儿童，对于伦敦和莫斯科的、巴黎和北京的儿童，对于纽约摩天楼中的儿童，以及对于目前在朝鲜废墟上流浪着的儿童，我们都要负起责任。对于一切心爱的人、对于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对于一切城市、对于一切工厂，我们要负起责任。人们怀着惊慌的心情问道：“又战争了吗？……在这样的乱世能够活下去吗？担心着什么时候炸弹会落在儿女的头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把儿女抚养成人吗？当战争的恶魔使人类文化阴暗无光的时候，能够想到创造丰富的人类文化吗？”
战争并不是地震，也不是毒风，战争是人们的行为，人们能够防止战争。危险是很大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一点。我们齐集在这儿开会，并不是来高谈阔论，也不是在讨论会上争辩，人们在期望我们发表思虑周到的言论、提出明确的建议，通过大家都可接受的决议：我们必须防止战争。一切男子，一切女人，不管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抱着这种希望。
有人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已分裂成两个世界。因为在莫斯科有着和在纽约不同的法律，因为在有些国家中，共产党人已丧失合法的地位，而在别的国家中，共产党人却在制订法律。美国总统在他的一次演说中说过：“美国以及为同样观念所鼓舞的其他国家，对于那种具有别样的目的和不同的世界观的制度都发生反感。这种制度墨守一种虚妄的哲学。”艾奇逊先生最近把杜鲁门先生的武断之辞背诵了一番，他说：“这种哲学体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像在苏联和若干其他国家中所实践的那样，不仅惹起我们的讨厌，而且更引起了关于善恶的基本概念的问题。”我倒愿意姑且说从杜鲁门先生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虚妄的哲学”，姑且说苏维埃制度是使艾奇逊先生讨厌的。我且不谈我对于杜鲁门先生的哲学发生什么感想，也不谈我对于决定艾奇逊先生的行为的伦理学抱着什么态度。然而，哲学体系的或经济的优越性，是不能够用战争来证明的呀。向苏联一百所大学投下一百枚炸弹，决不能由此证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比唯物史观更胜一筹。战争并不是观念的论战，也不是争辩。
战争是使所有各族人民及其文化都受到影响的最大的灾难。如果说苏维埃观念或苏维埃的书籍使某些美国人不快活，那么，他们就可以用观念来试图击败这些观念，用书籍来驳倒这些书籍。至于炸弹，它们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美国国内想要保持他们的经济、他们的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人，如果指望战争，那就愚蠢了。过去四十年来的局势演变已表明了战争在加速社会的变革。然而，如果说战争不能够保护资本主义世界免受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那么，战争也当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去的道路。力求进步的人民很清楚地认识到，新的世界大战将使人类倒退，毁灭那些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凡真心诚意热爱自己的前途的公民，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为了他的观念的胜利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战争不是历史的接生者，战争是摧毁人类精华的“恶魔制造厂”。战争是与我们的苏维埃哲学、我们的伦理学和我们的志愿都不相容的。因为我们对于将来具有信心，而全世界的一切儿童——不仅莫斯科的儿童，而且还有纽约的儿童——都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盟者。
我相信，美国的生活方式使我苦恼并不下于苏联的生活方式使艾奇逊先生苦恼。然而，我主张和平——不仅与法斯特及罗伯逊的美国和平，而且也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美国和平共处。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不喜欢社会主义。我希望杜鲁门和艾奇逊也该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宁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上边有许多余地容纳拥护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人。他们可以达成协议：不得因为讨厌别人的房子里的主人的思想就去冲破大门闯进房子，也不得只是因为邻人抱着不同的想法、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就向邻家的窗户里投掷石子。
“如果你要和平——就该准备战争。”——一个最好战的国家中的一个最好战的作家的这句危险的格言，现在正由那些正准备战争的、要战争的人们背诵着。他们拚命想使他们本国的同胞相信：世界上飞机炸弹和大炮炮弹越多，孩子们就越能够睡得安静。契柯夫曾经说过：如果在戏剧第一幕中墙上挂着来福枪，那么在最后一幕中就会有人开枪了。战争不能够靠累积武器来防止的。唯有凭借裁减和销毁军备才能够防止战争。
我们大家都要求制止积累军备，我确信，我们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是不够的。即使已积累了千千万万的炸弹，如果没有使千百万人民的心灵中毒，依然不可能开始战争，因为战争需要士兵。我是一个作家，我深知文字的魔力，我说这句话觉得很骄傲，又觉得很痛心。文字能够帮助人变成一个英雄，能够号召人去完成庄严的勋业，能够燃起人心中的热爱，而文字也能够使人变成禽兽，使人麻醉，使人丧尽天良，教唆人去干卑鄙的勾当。
当希特勒率领他的军队去进攻和平国家的时候，人们问道：“老实的市民、忠厚的劳苦人民怎么会跟着那些盗匪和杀人犯走呢？”在各次审判纳粹恶棍的时候，许多人觉得很惊讶：这些心怀恶念的绞刑吏是从那里来的呀？在亚斯威辛（按即德捷边境的纳粹集中营所在地）焚尸炉用火烧死活人的这些恶人是从那里来的呀？剥人皮做灯罩的伊尔萨·科赫是从什么地方爬出来的呀？”
人们不禁会想起魏玛和海得尔堡，想起在古老的菩提树下散步的普通德国人的谦逊和敏感，想起九柱戏——“纳粹党卫军”的曾祖父们所玩的这种无害的娱乐，想起伊尔萨·科赫的祖母们的那些刺绣女红。残忍嗜血并不是天生的。对暴力的崇拜并不是在普通德国人的血液里本来潜伏着的。藐视其他种族的人民，也并不是魏玛或海得尔堡的居民们神秘的本性。吞并的思想、种族和民族的自大狂、野蛮、不讲道德，这些都是纳粹、纳粹报纸、纳粹学校灌注到普通德国人的心里去的。
什么人要把经历过的恐怖重演一遍呢？难道华沙应该再看到那些绞刑吏和纵火犯吗？难道巴黎应该再听到占领军的铁蹄的进军吗？难道伦敦应该再听到敌机在天空发出吼声，而把孩子们藏到地下铁道去吗？难道一向主要是从好莱坞制造的影片上认识战争的美国人不应该在本国的土地上目击到烽火、鲜血和死亡吗？
我们难道可以让新战争爆发吗？那些人正在准备新战争，他们不仅培养杀害人民身体的杆状细菌，而且他们正在腐蚀人民的心灵，他们拚命使千百万大众的内心中毒。用民族优越的观念、对他族人民的仇恨、以及大规模屠杀的意念，来使人民受到感染。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制裁那些人，这难道可以吗？
在老百姓看来，战争就是恐怖、就是孩子们的血，就是失掉爱儿的母亲那痴呆的凝视，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战争却是救星。他们并不隐瞒他们的诡计，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围着桌子坐下来，大吃大喝，高谈阔论。
美国金融家们的机关报《美国新闻》上写道：“如果和平在实际上有了保证，一切都要破灭了”。这些人害怕和平，他们看到人心日益惶惶，他们反而安心了。苏黎世的“阿飞达”证券交易所向顾客推销美国飞机公司的股票，称之为“战争婴孩”。让我们想想列宁格勒的孩子们，想想科芬德里的孩子们，想想朝鲜的孩子们，让我们说罢：必须制止这种勾当。
华盛顿发行的《时代先驱报》写道：“我们将派出在四万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我们将不仅以炸弹——原子炸弹、烧夷弹、细菌弹，而且更以氢弹供给那些飞机，以便它们可以去杀死摇篮中的婴孩，正在祈祷的老人和正在做工的劳苦人民。”
我决不会说这类的要求是正直的美国人民发出来的，在冠有高贵的伟大人物的英名的那座城市中，屠杀儿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们竟能够在那儿生活、在那儿活动、在那儿公开教唆犯罪，这使我痛心。我不能够说那些报纸上的言论是由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们发表的。我要引用那些人的一些言论，不幸那些人都是应负十足责任的人士，就是说，都是美国国会议员们：
“被激怒的美国将以原子弹骤雨般地向俄国投掷的时候快要来到了……投掷的炸弹决不止一枚。那将是像洪水一样。我们至少已拥有二百五十枚原子弹和数百种战胜俄国的方法。”——印第安纳州众议员约翰·华尔西。
“我们拥有四百五十枚原子弹，也许更多一点。这已经够了，可以在俄国每一大工业城市中投上五十枚炸弹。”——密士失必州参议员史坦尼斯。
“美国将不复在世界遥远的角落发动战争，但一定要把战争打进共产主义俄国的心窝。”——南卡罗林纳州参议员约翰斯敦。
“在未来的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必须在三个星期之内打下莫斯科和俄国的任何其他城市。在最初的三个星期之内，我们必须把苏联所有的军事中心夷为废墟。”——密苏里州众议员康农。
他们可以再度反驳说：美国有着许多国会议员。他们并非全体都因为睿智温恭而知名。我当然相信立法机关的委员们，应当代表一国人民。但是，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证明是罪犯或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就应该从最高权力机关中把他们免除。但是，侵略战争的号召不但出自议员的嘴巴；美国官方的代表——部长和副部长们也在号召战争。两个月以前，美国的海军部长马休斯就曾向他的同胞建议下面一种确立和平的方法：“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发动战争的代价，来强迫实现和平的合作……虽然我们将因此得到对真正民主国家还是陌生的称号——侵略战争的发动者。”
陆军部次长格里菲斯在夏天说过，他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经劝告过杜鲁门先生向苏联投掷原子弹了。
倘使苏联的海军部长说：为了强迫美国合作必须对美国宣战，他将毫无疑问地被交付审判。如果苏联的陆军部副部长建议向美国投炸弹，他将毫无疑问地被关进精神病院。
别的国家里面也有人号召侵略，也有人发表一心想在人民中间唤起大规模屠杀情绪的演说与文章。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禁止和平的友人们在设菲尔德开会，但是客客气气地让任何需要战争的人号召人民进行新的可怖的屠杀。就是在这个国家中，一度被认为人道主义者无和平主义者的那位龙钟的哲学家罗素，主张赶快发动世界战争。就是在这个国家中，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勋爵特连查尔德颂扬原子弹，据他说，原子弹每月可以杀灭一千万至二千万人。
战争的要求出自英国人之口，这是特别令人心痛的，因为这样的要求跟英国人民对和平的爱好全不相符，因为它们表明了某些英国人的愚盲，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海岛将是他们所号召的战争最先的牺牲品。
战争的号召甚至在一个清楚记得战争恐怖的国家——法国回响起来。我了解这个国家而且爱它。我要说一句，在法国号召战争的人们，那些用法语说话用法文写字的人们，不能称为法国人。他们的过去，正如他们的现在一样，表明了他们只是把并非法国的思想译为法国文字而已。我不得不回想起一项由政客雷诺签署的惊动人类的文件，他有一个时候曾任命卖国贼贝当做他的副手，同时回想起诗人克劳岱，他有一个时候曾写热情的颂诗来歌颂这个卖国贼。
我要说一说“国际欧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里面，大规模屠杀人民的行为受到赞扬。为了屠杀六千万至七千万人民，这份报告书建议使用原子弹与氢弹，杆状细菌与毒药，毁灭牲畜与农作物，窒息性瓦斯以及国际公约所禁止使用的其他杀人的手段。就我所知，这份报告书的编撰人并未受到谴责并且继续在从事远非合于人道的勾当。从文字向行动的转变引起了某些人士的热情，“马赛法兰西”报写道：“目前在朝鲜进行的事情应该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以及波罗的海国家进行。”
在朝鲜进行的暴虐的事件使那些野蛮的梦想见诸实现。麦克阿瑟将军所签署的战报都以残忍著称，这种残忍性甚至使那些经历过纳粹侵略恐怖的人们也大为吃惊。法国实业界的喉舌“世界报”刊载麦克阿瑟总部十月十四日的战报指出，这个战报的措辞“有时令人吃惊”。下面便是从这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战报中引用的一段：“美国强大的战舰密苏里号昨日以每分钟一万五千磅炮弹的速率在一小时内向清津城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八十万磅以上死亡与毁灭的炮弹，该城距满洲边境五十六公里，距俄国最大的海港海参崴一百六十公里。”这个惊人战报中的一切——对于“死亡与毁灭”的喜悦以及关于接近海参崴的报道，都泄露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梦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十月一日纽约曾有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组织示威游行；麦克阿瑟的崇拜者拿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冲过三八线以后，向莫斯科前进。”
杀人犯并不是在一个钟头之内造成的，杀人犯是从儿童时代教养和训练出来的。美国的各种儿童杂志上刊载着许多滑稽画，表示纳粹“超人”的新变种“美国超人”杀死俄国人。那里刊载着许多滑稽画，歌颂活剥人皮的伊尔萨·科赫的行为。在给小孩阅读的“火花”杂志上，我曾看到一幅玩具广告：“著名的西班牙摩斯莱三二式枪，仿制维妙维肖。西班牙长枪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用此枪攻打俄国。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六发连发手枪……著名的九毫米的德国卢吉尔式枪。是现在的最好的武器。这是军官的防身武器”。它建议儿童玩长枪党员和纳粹党卫军的手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当这些儿童把玩具进展到真正武器的时候，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
在中立的瑞士，干蒂纳塔模范学校的一位教师向他的学生口授如下一段文字：“让俄国人来吧。他们将知道我们的勇气如何。我们将为我们被绞死的朋友和被掳劫的妻子向这些野兽报仇。前进，去迎接敌人吧。我们将为他的一切阴谋而惩罚他！打死俄国人！”当然，人们对模范学校这位教师的知识可以付之一笑，人们可以问他，那一个瑞士人被俄国人绞杀了，瑞士学堂的幼小学生有什么妻子。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什么笑料，因为这样的教育方法对于各国以及对于各国人民乃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美国发给执行中小学儿童军事训练的军官们的训令说：“教官必须鼓舞战斗与杀人的自然愿望”。看了这个之后，那末，佛罗里达大学校长汉斯博士所说的话就十分可以理解了，他说：“我们必须进行根据弱肉强食的法则的总体准备。每个人必须学会杀人的艺术。我决不为病人、为教会、为学校或者为任何一群人乞怜。”纳粹的思想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已被超过了。
和平拥护者们，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最危险的、最致命的武器——反对新战争的宣传。我们必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还可以避免的时候来做这个工作。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是有偏见的，我只责备一方面，那么我就要答复他：可能在我国的报纸上发现缺点与错误。可能指出这一篇或那一篇批评对西方文化生活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批评得浮浅或者不公平。但是，苏联决没有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一个记者或是教师要求对美国或是对任何别的国家进行战争。
人们在我国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反对美国所执行的政策，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与苏维埃社会相异的意识形态的尖锐的文章。但是决没有人在我国报纸上发现向纽约投原子弹、进攻伦敦、占领巴黎的主张。我国的学校并不培养对别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国人民的仇恨。恰恰相反，我们的教师经常地唤起学生们注意，除了詹森先生或麦克阿瑟将军的美国之外，还有另一个给了世界以林肯和罗斯福、郎费罗和惠特曼的美国，一个拥有伟大科学家和诚实力行的劳动人民的美国。
作为一个苏联的公民和作家，我要非常坦率地说一句：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停止战争宣传，这将有助于我们看到关于美国、英国、法国人民生活与文化的更完满、更优美而且更友好的景象。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的争论，并不是为的加重已经带有危险的缺乏信心的现象。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的就如何在维持和加强和平这一点上面达成协议。正因为这样，我建议可敬的大会通过禁止新战争宣传和促进各国人民互相谅解的如下决议：
“鉴于某些国家所进行的新战争宣传已造成对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最严重的威胁，而新战争宣传是残害人类的最严重的罪行，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特敦促各国议会通过一项特别的法律‘保卫和平法律’，此项法律将认为凡以演说、报章文字、广播或电影等形式从事新战争宣传者，均应负刑事责任。
大会并敦促各国议会，为了巩固和平，应保证以与他国人民实行合作及尊重其他种族和民族的精神来教育年青的一代。”
这一项决议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或一批国家而发的。它保卫各国人民的利益。它不侵犯言论和新闻的自由，不管这些自由被人怎样去解释。因为在一切文明国家内都有禁止教唆杀人的法律。例如，在法国，关于新闻自由的法律第二十四条，凡是教唆杀人、抢劫或放火者就构成刑事犯。为什么教唆杀死一个人则被禁止，而教唆杀死一亿人却是应该的呢？为什么抢劫一所商店则被禁止，而教唆侵略外国却是应该的呢？为什么教唆烧去一所谷仓或者一个干草堆则被禁止，而教唆烧去半个世界却是应该的呢？
我们不但应该关心于禁止战争宣传，而且应该关心于创造为各国和平共存所必需的道德条件。必须停止在成长中的一代当中发展对其他民族的不尊重和敌视。必须为反对关于民族和种族的自大狂的一切表现而斗争。人类文化的发展，和隔离、和创造人为的障碍、和大事攻击其它民族的文化及生活，都是不能并立的。
我们必须敦促世界各国的议会采取措施，保证以和平合作、相互了解和尊重每一民族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去教育儿童们，成人们和青年们。
我所指的并不是全世界哲学和政治的统一。世界上有信仰各种制度的人们。苏联人民批评并将继续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反过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保卫者们也可以批评苏维埃的经济和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即便是最猛烈的批评，城市也不会因而陷落，孩子们也不会因而死去。即便是最猛烈的批评，也不会阻碍交换为人类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这种交换目前是断绝了，一切人民都是同样地遭遇到人为的障碍。必须改变世界上的气候：驱散相互缺乏信任的心理，从人们的思想中消除战争不可避免和战争迫近的思想。禁止叫嚣战争，禁止战争宣传，将会恢复已失的信心。我相信我的提案会得到一致的支持，因为我所主张的方案不是反对任何一个国家，不是反对任何一个政党，不是反对任何一个人，而是反对战争。
我相信理性。我相信用全力把人民从严重的疾病中挽救过来的科学家。我相信那用燃烧的热情去使掘壕者和砌砖者的寒夜变得温暖的诗人。我相信园丁掌心中的种子。我相信那些知识如何诞生生命和如何保护生命的母亲们。
正在计划新战争的人们曾经用尽一切力量阻挠我们集会。以它的古老文明而驰名的那一个国家的政府，曾经禁止我们时代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进入它的国土，只是因为他是和平拥护者的缘故。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府，曾经禁止我们时代最可敬的社会主义者之一进入它的国土，只是因为他是和平拥护者的缘故。正在计划新战争的人们，有许多金钱，许多火药原料，许多无线电波。然而他们的言语除了使人心跳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决不愿使战争爆发。我们要把枪口从人的胸膛上转移开去。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共产党员或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俄国人或美国人，英国人或中国人。作为已经知道战争的全部负担和衷心憎恨战争的苏联人民的一个代表，我紧握着我们的敌人们所妄想代表的那些人们的手，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我坚决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摧毁我这一只紧握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