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艺术要适应时代需要——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评弹艺术要适应时代需要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吴宗锡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已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从陈云同志历年来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精选编辑的。全书共收陈云同志自1959年到1983年的谈话、通信及书面意见40篇，在内容上包括了陈云同志对评弹的书目、表演艺术和艺人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思想。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所提出的一系列十分精辟、正确的见解，对评弹界和整个文艺界，都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长期以来，陈云同志身负着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评弹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自幼即在家乡听过评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听“戤壁书”（注）的老听客。中间由于革命工作，离开家乡而中断过。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在公余之暇和休养的时间里，重又听评弹。但是，陈云同志在接触评弹中，并没有单纯停留于作为一种消遣，而是一直关怀着评弹事业的发展。陈云同志对评弹的喜爱也体现了他和人民群众的感情联系，蕴含着他对党的文艺事业和民族文化的关心和高度责任感。
自1958年以来，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几乎听了当前评弹界所有的主要档子（艺人）和主要长、中、短篇书目的演唱和录音，广泛地接触了评弹艺人、编者和有关的工作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对书目内容、艺术手段乃至演出时间、书场效果等作了分析、比较和研究。陈云同志十分强调在文艺工作中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多次提出要“多听意见”，“内、外行一起讨论”。陈云同志所阐述的关于评弹和文艺的许多带有方针性、指导性的意见，都是在这样充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形成并提出来的。
根据我的体会，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基本思想，归纳起来便是：对于这一门有历史传统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要充分发挥其特点，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评弹在全国解放以后，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和整个文艺界一样，经历过许多曲折与反复。这其间有过因为受到“左”的影响，全盘否定传统书目以及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忽略了文娱性的偏向。这种偏向曾多次出现，直至发展到后来对传统书目“一刀切”，全部停演，破坏评弹固有特点，搞成不象样子的“评歌、评戏”。当然，也有过对传统书目一律肯定，强调票房价值以迎合少数听众不健康的欣赏趣味。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分辨出受社会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倾向，清醒地坚持正确的方向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当有些倾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然而，陈云同志在所有那些曲折、反复的时刻，都持有鲜明的正确观点，冷静、坚定而有远见。这是因为陈云同志研究了评弹发展的历史进程，掌握了评弹的特性和基本规律。更主要的是陈云同志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传统优良作风。
对于传统节目，陈云同志一直认为，“这是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加工，逐步提高的”。在这些书目里，精华和糟粕并存，艺术积累也较丰富。“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全盘否定传统和全部停演的做法，陈云同志显然是不赞成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很可惜。”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极“左”的流毒还有相当影响的时候，陈云同志就提出来：“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几千年前的东西还要拿到外国去展览，博物馆还要开放，为什么到一定时期不可以把一些没有问题的、能起作用的传统书目拿出来演一演呢？不是全部，而是一部分，‘古为今用’嘛。”
然而，对于这些传统书目，陈云同志也认为，虽然精华不少，但要整理，剔除糟粕。不整理，精华部分也不会被新的听众所接受。而且，即使象《珍珠塔》这样被公认为弹词的骨子书的，我们也要“敢于碰一碰”。如果多少年后，还是原样，“我们是不光彩的。”当“挖掘传统”被作为戏曲曲艺界的任务提出来时，陈云同志就指出：“挖掘传统的提法不够全面。”他主张所有的传统书目都应该记录和录音保存下来。然而记录保存是一回事，“演出是另一回事。公演要整理，去掉坏的，保留好的。”
与整旧相比，陈云同志更为热情地提倡和鼓励编说新的书目，尤其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书目，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也就是说，是为新时代的听众服务的需要，也是使评弹艺术本身跟上时代，不断发展提高的需要。由于“新书目才说了不久，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陈云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生事物的热忱，提出“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的原则，给予积极的支持。陈云同志还生动地指出：“新书和老书，是一次和一千次、一万次的比较”，所以“不要怕短，有了短的就会有长的。”甚至还鼓励艺人“不要怕上座率低”。陈云同志还亲自向编说者对新改编的长篇书目《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分析人物、情节，讲述时代背景，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的扶植和帮助。他教育编说新书的艺人要熟悉生活，学习社会，充实知识，还要借鉴过去艺人编书的经验。为此，他特地要编说《孟丽君》的弹词艺人写出回忆和经验。他要求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评弹艺人记住自己的责任，“说书是教育人的，所以要坚持说好新书”他说：“演传统的书目，也演新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只演传统书目，是不对的。”直到八十年代，陈云同志对中篇《真情假意》的称扬、推广，都表现了他对创新书目的一贯的满腔热情的爱护和支持。
对于评弹艺术，陈云同志是主张要有所革新，发展的。他支持对革新的大胆尝试，并举出：“现在唱的俞调和俞秀山唱的不会一样了。马如飞的马调，分了好几派。这是后人的加工”，作为鼓励。还提到“评话要受人欢迎，应该不断发展。”但是，对于艺术的发展，陈云同志主张需要结合内容，同时，还必须保持评弹的固有特点。他说，“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以保持评弹特点，符合说唱艺术的规律为前提，所作的改革和发展，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对于评弹艺术的固有特色和基本规律，陈云同志是十分熟悉的，有很多精辟的带总结性的见解。比如，他一语中的地指出，评弹以说表为主，因为“说书就是说的”，“在以说表为主的前提下，也要注意唱。”后来，“四人帮”推行的“评弹大改革”，就是丢掉了说表这一基本特点，于是就出现了为广大群众所厌弃的“评歌、评戏”。陈云同志还提到：说表“不是平铺直叙地演述，而是抓住需要突出的部分（所谓“关子”），加以深刻的描写和必要的夸张。”这一简明通俗的论述，一下子抓住了评弹作为说书艺术的要领。
当1958年前后，在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被不适当地作了片面而过分的强调的时候，陈云同志却提出了“说书要有噱头”，没有噱头“就会很枯燥，很单调，不生动”。他认为：观众“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甚至十年动乱极“左”思潮长期肆虐之后，陈云同志仍然坚定不移地提出了“噱头还是要”的观点。这正说明了陈云同志是透彻地了解了文艺的特性，尤其是评弹这一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的特性。不过，陈云同志同时提出了放噱头的原则，他说，“要防止错误地滥放。”他鲜明地提出了衡量节目好坏的标准，“应该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这说明，强调文艺的娱乐作用，并不意味着忽略其教育作用。陈云同志在噱头问题上的一系列谈话，帮助我们对文艺的教育作用和文娱作用有了全面而辩证的认识，也帮助我们明确了对精神产品严格的质量要求。
评弹艺术的推陈出新是通过艺人来实行的。评弹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同评弹队伍的进步和提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评弹艺人在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提高，在这方面作过不少指示。1981年，陈云同志看到评弹界由于十年动乱的后遗症，产生了思想和书目的混乱，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的振兴评弹的方针。这一方针，可以说是陈云同志对评弹发展史的规律性总结，也是新形势下，对评弹艺人、评弹事业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为评弹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所提出的各项意见，既原则又具体；既包含着方针性的指导，也带有实践性的建议；既有对各种问题处理的不同要求，又有对分工、组织、步骤等的实际方法。这些意见，周密、细致、全面而又稳妥，高度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党风和文风。
我受党的委托从事评弹工作，多年来，有幸亲聆謦欬，受到陈云同志耳提面命的教导。今天，再来学习陈云同志的这些谈话和通信，感到分外亲切。过去囿于自己的水平，领会得很不深透，决心在今后能与广大读者一起，认真学习，以便获得更大更多的教益。
（注）“戤壁书”即靠在书场墙上，不占座位，不花钱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