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堂”的挽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来自“天堂”的挽歌
杨泉福 王燕生
编者按：这里摘要刊登的《来自“天堂”的挽歌》，是一篇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材料。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情况下，运用生动的对比材料，教育青年成为金钱买不动、诱惑拉不走、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封盖着“1983·10·30”邮戳的航空信从海外寄来中国。这是一封出逃者的家信。两年来，从信封到邮票，他家里的人都熟悉了。但这封信拆开后却不同寻常：“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再往下看，这分明是一封诀别的遗书。就在这封信漂洋过海的时候，发信人在异国他乡自缢身亡了。
这是一个在随团出访中私自出逃的人的悲剧。这里虽然隐去人名和地名，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思考。
好的机遇都让他赶上了：
——1971年，17岁，进某外语学校。
——1973年，19岁，被选送到某大学外语系代培。
——1974年，20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英语。
——1976年，22岁，学习归来进某外事单位工作。
——1980年，26岁，随某歌舞团第一次出访。
——1981年，27岁，随某京剧团第二次出访。
从1971年到1981年，也就是他从17岁到27岁的十年中，他三次进校学习，获得三次出国机会。
条件是党和人民给他创造的。他应该更多地想到责任和义务，更多地想到创造和奉献。但恰恰相反，1981年11月3日，他在随某京剧团出访时外逃。1983年10月30日，从国外传来确凿的消息，他在极度苦闷中自杀。
把他的经历前前后后连贯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他曾经是团员，但后来他觉得组织生活是一种负担了。别人退团时，对团组织还一往情深；而他呢，倒觉得从此以后，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
他也曾写过入党申请书，那是在老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写的。但他递交申请书之后，就不知该干什么了。
他也曾和女友谈过政治。他的女友——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当他把国内国外的对比感袒露给他的女友时，女友问他：
“你总说外国好，是一切都好吗？你老说中国不行，是什么都不行吗？”
“你又没去过外国，你当然不了解外国！”
女友叹息道：“你要是能看点辩证唯物主义的书就好了。”
他呢，满肚子的不高兴。本来，这种思想交流是有益的，有助于矫正他思想上的偏颇，但是，他渐渐把这作为一种多余的纷扰。他提出，以后见面不谈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
他的女友说：“你可以不搞政治工作，但不能没有政治头脑！”他的亲属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你说你要远离政治，但政治偏偏要找你；你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错误的政治观念就要侵入你的生活……”这些善意的劝导，都被他当成了“说教”，当成了耳旁风。
在国外的学习结束后，他回到原单位，被安排在图书馆。当他听说这里有机会出国选购图书时，他同意了。但后来一了解，出国要排在几年之后，他又不干了。为了调到外事部门当翻译，他左一个报告埋怨大材小用，右一个申诉强调不能丢掉口语。为了发挥他的才能，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他一方面得意洋洋，另一方面又耿耿于怀：“这里太不自由！”
就这些问题来说，他也应该满足了。可是，以怨报德的危险情绪在他的心里升级：由对一个人、一件事上升到对一个规定、一项政策；由对具体的规定和政策又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1981年10月，这个年轻人作为翻译随某京剧团出访。11月3日晚，当最后一个国家的一场演出圆满结束后，演员们都去参加招待会。席间，忽然有人问道：“咱们的翻译哪去了？”开始人们没有在意。人们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半夜了，房间里仍然不见翻译的影子。他能上哪儿呢？这时，一位细心的同志向团长报告了一个危险的迹象：他的牙具不在了，提包也不在了。人们的心咯噔一下，莫非他……
当地警方正在查询这位年轻人。
“你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问明他的身份后，郑重地告诉他：
“留在这里，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你要再三考虑。”
年轻人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送上门来，却受到对方的冷待。他十分尴尬、难堪，低着头重复了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向他讲明当地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留下可以，找工作不可能。”
他选择的“天堂”的确是个“高福利”国家。但是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却有近30万失业者。在这个“天堂”里，他可以领取一份救济金，但却难于找到一份工作。他曾打听到某学院需要人。这个学院里有位教师因病需要休养，校方决定补进一人，为期一年。校方登报公开招聘，很快有7人提出申请。校方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核、评议。一个月后，确定了人选。刚刚公布结果，一个落选者提出异议，委员会只好重新评议。又经过一个月，总算定了下来。入选者刚要报到，政府来了一道指令：为紧缩开支，暂时不得录用新人。“竞争”这个词过去他听说过，但“竞争”在这里激化到这个程度，使他不寒而栗。他又打听到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半官方机构要人。这里的确有些抄抄写写的工作。经人介绍，他开始在这里帮忙。不久，他发现人们对他冷淡了。原来人们知道了他的底细。一个规规矩矩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怎么能使用一个偷偷摸摸从中国跑出来的人呢？
有人告诉他，这里还有一种记时付酬的工作。譬如扫马路、洗碗碟，一小时的收入也很可观。他不想再听下去。他想，到“高福利”国家，追求的难道就是这个吗？这种事，我死也不干。
尽管警方当初对他有过忠告，但他总有一种幻想：我是个大学生，我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总可以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外语固然是他的一技之长，但是，这一技之长如果不和爱国之心凝聚在一起，又有谁看得起？
假日里，中国留学生应邀和当地大学生外出郊游，恰巧遇到这位年轻人。朋友们邀他一起去玩一玩，他显得十分尴尬，去还是去了，但一路沉默寡言。年轻人谁不愿意和大伙有说有笑，但在中外青年的正常交往中，他又怎能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在这里，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主人，还是客人。主人应有的资格，他不具备；客人应有的尊贵，他更不具备。
他曾做过客人，不论是在外留学，还是出国随访，人们都尊敬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受到热情的接待。现在，他已由“使者”变为“难民”了。
人死了，如果说他以前写给家里的信主要是粉饰和掩盖，那么最后这封诀别信总算说出了真情。要说所有的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不大可能；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自我结论还是发人深省的。
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我在这里的头一年，一切都还顺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是我对现实没有认清。生活在这个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主要问题是精神上的，我很快地便感到了精神上的空虚，又找不到工作，打发时间成为问题。这不仅是我的问题，许多当地人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认识到人生每时每刻都站在选择点上，选择是必要的，或者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你说我不想选择或不做选择，这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这就是当今奉行于欧美的存在主义。……
我现在还认识到自由是相对的，自由的定义应该是不失去已取得的成果。人生真正的价值是肉眼看不到的，是物质以外的无形的东西。
家庭成员之间要经常沟通思想，如互祝生日快乐之类，非常重要。我当时出走时就是由于长期在外单身生活，和家中有断沟的结果。
我是做了一件错事、蠢事。我很想家，但我回不去了。一失足铸成千古恨，我后悔、自恨，请让我去吧……
我太自信了，太狂了。实际上我只是个玩（顽）童而已。这个世界大不可辩，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不要为失去我而过分伤心。这种事在西方多得是。这个世界是好人受气，坏人得势的地方。就象越有钱的人越自私一样，越发达地区的人越自私，自私到不多给一丝笑容的程度，而且人际之间的关系勾心斗角，复杂霉烂透顶。
我对生活已经十分厌倦了。请代我向……告别。
一个人认识真理往往要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要切记艰难的历程绝不包括叛逃；付出的代价绝不包括自寻毁灭。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个年轻人铸成了大错。
（原载《中国青年》杂志1984年第二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