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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正定县委处理反动分子阴谋杀害干部案件有错误 读者来信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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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1-02-02
第3版()
专栏:

  中共正定县委处理反动分子阴谋杀害干部案件有错误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今年八月间,我到河北正定六区去搜集创作材料。到区上不久,就听到区干部们谈论该区南石家庄村反动地主富农阴谋暗杀村干部夺取民兵枪枝的事情。我问他们此事怎样处理的。他们说已经处理了。县里也派人调查过了,没有什么事了。后来,我看了该区区委会给县里的汇报,又从别的地方了解到一些材料,发现该县县区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是很不妥当的。我愿将这一问题提出,以提起正定县委,与公安机关及其他地方工作同志的注意与警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四月间,正定南石家庄村董庆祥(富农成份,进过大刀会,也参加过部队,后开小差回家。当时为该村实业委员。)约贫农张年子(因张年子对该村个别干部有意见)阴谋暗杀该村吕戛臣等干部。当时还有董庆魁(富农成份,曾在正定城内当过伪警备队)参加这一阴谋暗杀活动。不久,张年子当了民兵。董庆祥又告诉年子说,他们一伙共有十二人。有一枝大枪、一枝手枪,放在张保祺(地主成份,当过大刀会会长和伪保长,并参加过蒋匪军)家里。后来董庆魁又提出了要在两星期以内下手,并准备先下民兵中队部的枪。但到八月八日,董庆祥发觉中队部站岗很紧,就告诉年子说不要再联系了。民兵正副中队长赵背、戴喜贵(都是共产党员)根据这个情况,决定立即进行逮捕,以免被这些坏分子逃脱。赵背等就和该村中共支部书记郝承德研究。郝承德再三嘱咐赵背等要谨慎处理,并且不能打骂人违犯政策。赵、戴便带了民兵分头捕捉董庆祥和董庆魁。董庆魁没有在家,只捉到了董庆祥,就把他绑到中队部。到队部后,赵背和公安员等便讯问董庆祥阴谋暗杀问题。董承认曾开过会,并说出有两枝枪放在张保祺家。民兵又将张保祺绑来。但张保祺坚不承认。赵背就拿枪把戳了他四下,后来张也承认了。当时,赵背等就到区委会汇报。区委说他们:“没拘捕证,随便绑人,私立公堂,这是违法的。”就把他们批评了一顿。赵背回村后将此事向郝承德说了一下,赶忙把张、董二人释放,并向他们承认不是。区里则将此情况汇报到县上。县武装部便派人到该村调查。调查后说:“这事没有什么。”因为村干部挨了批评后极力将事态缩小,未向县委说明事情的真象。区委会就决定给赵背以当众警告处分,另外几个人则给予批评。但该区对反动地主的活动问题却并未予以处理,只说由区上给予思想教育和控制。
八月三十日,在石家庄日报副刊上又登出了一个读者呼声,批评该村干部扣人打人。并歪曲事实,说是因为董庆祥想成立巡逻小组,提到张保祺(该报写为张宝琦)家从前有枪,因而惹出事来。显然这是坏人乘我们执行政策的偏差,有意地打击积极负责的党员干部。但是正定县委没有注意这一“呼声”的可疑,反而盲目的追逼区上继续调查村干部打人绑人的事实。九月一日晚,区委又到村召开支部大会,一面说明大家工作积极是好的,但方式简单,违犯政策则是错误的。并启发大家把事情的真象坦白说出来。赵背同志遂将案件的详细经过报告了一下。区上根据这些情况,写了一个《第六区南石家庄村党员干部绑、打人事件的报告》。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我十月底回京时,仍未见该县公安司法机关对这些坏分子有任何制裁。当时我也曾向区委提过意见,问他们这样处理是否犯了“宽大无边”的错误。他们认为事情既然已交给上级处理了,似乎就不应再负什么责任了。有人甚至认为“地主想反攻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十一月以后是否处理过,我就不了解了。但我认为正定县区干部对这事件的处理是很不妥当的。他们片面地了解政策,只看到村干部随便扣人打人,却忽略了反革命分子的犯罪行为。因之,我建议正定公安司法机关,应迅速追查不法地主阴谋破坏活动的真象,而后给以应有的制裁;并应据此检查执行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严厉惩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的情况,以免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北京中央戏剧学院 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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