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旁植树及其他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道旁植树及其他
朱洪涛
古时，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
“桃李垂街”。这都流芳于后世，宣美于青史了。
至于道路两旁植树，这在我国很早就是一项制度。《周礼》记载“国郊及野之道路”旁必种树，叫做“列树以表道”，兼“以荫行旅”。
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修“驰道”，东到燕齐，南达吴楚。道宽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秦代的林荫大道是遍及全国的。
历经政治风云的变幻，道旁树木，时有兴衰。南北朝时，曾于道旁设置堠以计里程，韦孝宽任雍州刺史，下令境内道旁植槐树以代替堠；既免维修，又庇荫行人。“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道旁植树又普遍推行。后人指槐而怀人，韦公于是在人心中建立了可怀念的政绩。
树木对人所需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有什么重大影响，我国的先贤尚未能有见于此；但从衣食住行对树木的仰赖和植树的经济价值等方面，他们的某些见识的确很精辟。《管子》说：“一种一获者，谷也；一种十获者，木也。”是说植树得利会十倍于庄稼。
植树致富的两千年前就遍及南北各地，光耀史册。《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萩；淮北、常山巳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等等。他们富得和“千户侯”一样。
却还另有但求温饱而不“议利”的植树专业户。例如宋代的陈翥，将数亩地“植桐于其中”，自称是为了要在森森直立的桐林中迎清风而操古琴，“招君子游其下”而欣赏“灵凤之栖焉”。虽然如此，他联系植桐实践，系统总结出桐树速生丰产经验，他撰写的《桐谱》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桐树科技专著，迄今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
很多朝代建基初期，在横遭兵燹的废墟上，加速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大都是农林并举的。
北魏在结束了长期战乱局面之后所实行的“均田法”中有：每一农夫在种够法定粮田以外，同时还要“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还规定“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后来的北齐、北周以至隋朝，基本上沿用此法未改，都收到了安定社会、巩固新政权的效果。唐朝颁行的租庸调法，在授民田中，用二十亩为永业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其对林木的重视更甚于前朝。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植树是国家大政之一，是国家善政之一。尤其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大业之际，我们亦宜奋勉从事，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