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在香港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梅兰芳在香港
梅绍武
敌人三番五次的威胁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局势的恶化也动摇不了他对胜利的信心。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严格配给粮食。家中粮食尽管存得不多，父亲仍然照顾着亲友。齐如山先生的次子齐瑛那时全家住在九龙，生活更加困难，来看望我父亲时谈起缺粮的事，父亲就叫他多来几趟，每次装一手提篮米带回去凑合度日。
那时街上行人路过日军某些岗哨前必须低头鞠躬行礼，稍有疏忽被发现就会遭到一顿痛打，甚至被枪杀。父亲怕我们小孩逞能，偏不行礼而遭遇危险，就让我们呆在家里少出门。他把积存的邮票拿出来，让我用水洗净，然后分国整理，还嘱咐荷兰邮票万不可泡在水里，一泡就变成白纸了。我便花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按照他那本万国邮票目录加以整理，晚上也在昏暗的灯光下摆弄，终于把他所有的上千张邮票都整整齐齐地贴在几大本邮票簿子上了，可是眼睛也就从那时起变成近视。许伯明先生当时曾翻阅了一下，说是没有一张珍贵的，但是现在过了四十年，我想其中想必已有不少是稀有的品种了。
由于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日本占领当局下令紧急疏散人口，住在我们家中的朋友便趁机离开香港。徐广迟先生住在我们家里一直对外隐匿着自己的身份，再呆下去恐出危险，便首先化名乘船返回上海，再设法通过沦陷区返回重庆。许源来先生一家随后也返回上海，还有些朋友轻装简从地从广州湾转道到内地去。
1942年春，父亲不愿我们哥儿俩再回到沦陷的上海念书，便决定托咐给老朋友先后分别带到内地去求学。我们兄弟临行前，父亲怕日寇发现拦住我们，就给改了名字，按照小名“小四”“小五”谐音改为“绍斯”“绍武”，这样遇到盘问时也容易答得上来。在离别时，父亲嘱咐我好好念书，注意身体。我走出好远，回头一看，父亲还在窗口向我招手，心里真是十分难过，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亲爱的父亲。阿蓉姐送我下山，还用自己的钱给我买了许多罐头放在手提篮里。我临上船时，她扑簌簌地落泪，低声哭了。写到这里，我真是十分怀念那位纯朴善良的劳动妇女，她在我家工作那四年，把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尽心照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亲如自己一家人一样。我后来没有再见到过她，不知如今她还健在否？大概快近七十岁了吧。我从广州湾到了贵阳，进入花溪的清华中学，直到抗战胜利，高中毕业后才回到上海。
后来，有人劝我父亲化装偷渡到内地去，但有的朋友觉得这个办法不妥，父亲的面貌日本人容易认出来，万一让他们发现，事情反倒不好办了。冯老伯认为香港已和上海一样，孩子都走了，父亲一个人再留在香港也不妥当，不如回上海和家人同甘共苦。父亲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便于1942年夏，怏怏不乐地取道广州返回沪滨。
那一时期，母亲在上海得不到父亲的音讯，日日焦虑，如坐针毡。一天下午，父亲悄然走进马斯南路的家门，使她真是又惊又喜。她见他又黑又瘦，还蓄着唇髭，紧紧握住他的手，含着眼泪说，“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呐，前不久，上海传遍你的凶信。徐九爷（超候）前来说，听国外广播报道有一艘从香港来上海的轮船途中被打沉了，据说乘客里有你，我一下子吓晕了过去。现在你回来了，真该谢天谢地。”她看看父亲的身旁，问道，“两个孩子呢？”
父亲说明实情，母亲听后埋怨道，“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他们那么小就出远门，吃得了苦吗？你可真够狠心的！”接着就哭泣起来。
这时，父亲才发现母亲的颜面神经抽搐不止，连忙问道，“你脸上怎么这样直抽不停？”
“唉，那次别人误传你的凶信，我一惊就犯了这个毛病，扎针吃药都无济于事。”是啊，母亲从那时起就留下了这个病根，直到晚年七十多岁也没治愈。
父亲虽然平安回到上海，但是城郭犹是，面目全非，等待他的是更为严峻的日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