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伯昕同志学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向伯昕同志学习
　　雷洁琼　葛志成
1984年3月27日凌晨3时27分，我们长期共事的老战友徐伯昕同志与世长辞了。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出版界失去了一个杰出的老前辈，爱国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个忠诚的战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失去了一个卓越的领导人。
伯昕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同邹韬奋同志一起创办生活书店，负责书店的经营管理，是韬奋的亲密战友，为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伯昕同志长期以书店“老板”的公开身份，团结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建国会监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日本投降后，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他与郑振铎等同志创办《民主》周刊，并与在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共同战斗，推动他们在《民主》、《周报》等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内战独裁，鼓吹民主和平。后来，伯昕同志又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同志一起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
1947年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全面内战，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解散社会人民团体，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同年7月，伯昕同志奉命将生活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参加筹建三联书店（读书、新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被选为总经理。同时与香港的民进同志一起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进行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斗争。马叙伦、王绍鏊同志离开香港后，由伯昕同志具体负责港九分会的领导工作，直到他前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伯昕同志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以民进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至六届常务委员、第二至五届副秘书长，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国初期，伯昕同志担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辛勤工作，同时兼任人民政协和民进的工作。以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政协和民进的工作上，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活跃人民政协和民进工作，呕心沥血，奋斗不懈。
伯昕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他常常勉励民进的同志要学习周恩来同志那种广阔胸怀、远大眼光，革命气魄，以及平等待人、严于律己和善于团结同志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做好统战工作。他自己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努力去实践的。
1978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伯昕同志是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在长期与伯昕同志的交往接触中，深深感到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伯昕同志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坚定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回想1979年初，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久，当时统一战线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得七零八落，民主党派成员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民主党派面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是年3月，伯昕同志主持召开了民进全国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新时期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政治思想工作要结合业务实践，开展各种专业性活动。他提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四句话作为那时候的工作方针，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起来向前看，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勇于创新，阔步前进。这次讲话，对推进民进工作有很大指导意义。1980年，伯昕同志提出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对教育工作献计献策，二是开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这两件事对调动会员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各地民进组织工作的进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1年，伯昕同志又提出对文化出版工作献计献策，并主张发挥民进的优势，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西北去讲学交流经验，帮助教育落后的边远地方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82年，他又积极推动和支持民进各地方组织广开学路，以多种形式办学。1983年，他常带病为筹备民进五代大会，出了很多主意。他一再主张，在新时期做民主党派工作要一心为四化，大胆设想，大胆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善于抓问题，抓建议，抓典型，抓成果。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甘当无名英雄，加强团结协商。
第二，伯昕同志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疾苦。在近几年的历次会议讲话和日常工作中，他总是强调要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民进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抓好。1980年初，他看到胡耀邦同志在政协简报上对落实政策的一段批语，就马上拿到民进会刊上转载，组织大家学习贯彻。他要求对于能够为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一竿子到底，务必抓出结果来。他认为民进虽是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落实政策的工作，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问题上，而是要提出具体的建议，经常去了解和催询，尽力做到件件有着落，对会员负责。
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不受重视，工作生活条件差，伯昕同志也时刻挂在心上。他提出民进组织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做会员的贴心人。民进中央机关应成为会员的服务站、后勤部，实实在在地为会员办几件好事。民进中央举办的流通图书馆，就是在伯昕同志的倡导下，为了帮助解决中小学教师会员寻找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的困难而创办起来的。这个图书馆办得很有成效，深受会内外教师的好评。在历次政协会议上，伯昕同志曾多次为提高教师地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呼吁。他常说民进要敢于代表会员的合法利益，替广大中小学教师说话。1982年举行五届政协五次会议时，伯昕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但他还是写了三份有关中小学教育问题的提案。在他的倡议下，近几年来民进中央还多次与政协教育组和中国教育学会一起举办活动，如请教育部领导和专家作报告，办讲座，搞专题调查，在重大节日组织联欢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广大中小学教师办的好事。
第三，伯昕同志十分注重解决民进领导班子的老化问题，爱护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为了替民进中央物色比较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他奔走联系，花了很大的力气。民进“五大”再次选他为副主席，他并不同意。他在医院对人说，自己年近八旬，应该退居二线，当个顾问就行了。他对机关干部从政治到生活都关怀备至。对前两年机关新调来的一些中青年干部，他提出要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在实际中培养提高。他平易近人，身体较好时，经常来机关办公，接触群众，找人谈心，传授工作经验，虚心听取意见。为了解决一个女干部的长期两地分居问题，他亲自向有关方面联系，使他们一家得到团聚。他还为解决机关干部的宿舍问题，向有关部门交涉。机关干部反映他待人真诚，毫无官架子，都认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长者。他用人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主张择优录用，从来不介绍亲友到民进机关来。
第四，伯昕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很尊重党外人士，经常要求民进干部做工作一定要有统战观点，特别是共产党员决不能指手划脚，自以为是，要虚心听取党外同志的意见。他与社会上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有些非党知识分子就是经他的推荐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担任民进部门负责人的。
即使很细小的地方，伯昕同志也很注意。记得有一次发表民进会议的消息，他看到报道的民进领导人只有几位党员同志的名字，就不以为然。他对工作同志说，民主党派的会议消息，应当多报道党外同志的名字，为什么只登几位党员领导人呢？很多重要会议或政治活动，他总是要非党的领导人多出面，虽然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进会员，但不愿自己出头露面。开会要他讲话，他总是说以参加会议的一分子身份发言，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表现出他的谦虚谨慎态度。
第五，伯昕同志自奉甚俭，生活非常简朴。拿几件小事来说，他对机关工作的批示，常常用会议通知或过时文件的背面来书写，他把旧信封翻过来亲自粘贴继续使用。他从来不因私事用公家汽车，有时陪家人看病坐车，坚持要付汽油费。司机去接他开会办公时，他总是准时站在家门口等候，从不误时。有的朋友送给他的土产食品，他拿到机关分给大家共享。“于细微处见精神”，凡此小事也可看出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前年，他还把自己的工资积蓄三千元捐给民进作为文教基金。
天不假年，不治之症夺去了伯昕同志的宝贵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统战工作奋斗的一生。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对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对爱国统一战线，对中国民主促进会建立的功绩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我们沉痛地悼念伯昕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为努力开创民进工作的新局面，为在完成我国人民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中发挥民进的积极作用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