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维吾尔族农民的沉浮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位维吾尔族农民的沉浮
康国志　韩文辉
十分凑巧，我们一出新疆伊宁市汉宾乡政府的大门，就碰上了党委书记给我们介绍的那位从“坏分子”变为万元户的托乎提。他着一身浅灰色涤纶西服，骑着一辆国产重型摩托车来乡政府办事。要不是有人介绍，真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历过不少坎坷的普通农民。
托乎提邀我们去他家作客。我们同乡党委书记乘车尾随于他的摩托车之后，在伊犁河西岸林荫夹道上朝西左拐右转，穿过果实累累的苹果园、金黄色的麦田，进了东木拉村的新居民点。我们跟着托乎提进入一个小院，一栋带有阳台的新房十分耀眼，爬上房顶的葡萄藤已荫翳了近半个院子。一进房内，我们不禁同声惊呼起来，真漂亮！宽敞的客厅和卧室里有沙发、地毯、大立柜、壁毯、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谁能想到这家的主人几年前还是个窝棚为舍，缺衣少食的人。
托乎提今年四十多岁，曾经读过八年书，是位精明干练的农民。公社化以后，他是队上的劳动好手，一个人能浇队上五百亩庄稼。夏收时他是赶马车运麦捆的车把式。冬天他不畏严寒，上山为生产队挖片石修渠。他憧憬用自己的力气换回幸福日子。然而事与愿违。他辛苦一年，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长了，他便对这种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厌烦起来，夫妻俩经常吵架。1973年7月的一天，生产队长派他出外干活，他当众拒绝了。队长批评他，他不仅不服，还动手先打了队长。这下闯了祸，他被小会批、大会斗，最后又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托乎提为了抵制这顶帽子，当天夜里愤然逃走，翻越天山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盆地去谋生。
一个“阶级敌人”失踪了，于是有人便根据这里是边境线的环境肯定托乎提“叛国”了。他又多了一顶帽子——“叛国分子”。后来他就成为“四类分子”了。
九个月之后，托乎提跋山涉水返回家乡伊犁河畔。他想，事情已过了半年多，人们也许对他的问题淡漠了吧。谁知家乡“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绷得很紧，他一回到家里，就以“叛国”的罪行被抓去关进监狱。
托乎提蹲了两个月监狱，终因没有“叛国”事实被释放了。但他的处境更坏了，还是母亲拿出五块钱给儿子，让他同妻子去别处安家。托乎提含泪扛起简单的行李来到生产队给他指定的伊犁河畔岸崖上，借着地势挖了个地窝子安了家。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西渡玉门，终于吹到伊犁河畔。不久，托乎提的冤案被彻底平反了。穷了多年的东木拉生产队开始改变“大锅饭”的办法，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这时社员对原是生产能手的托乎提也刮目相看了，大家选他当了组长。年终分配时，托乎提这个组一个劳动日值达到二元三角。组员们非常高兴，都称赞托乎提有本领。这年托乎提除还清队上四百元欠款外，还分得现金二百多元。他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辆毛驴车，开始走上致富的道路。他赶着毛驴车每天早出晚归，往来在坎坷不平的乡村道路上，从砖厂往建筑单位运砖。不论炎暑寒冬，他都是一样的勤劳。1980年他收入达到四千元，他又买了一辆毛驴车，同妻子各赶一辆，共同跑运输。
前两年托乎提盖了这院新房，建立了一个舒适的家。近两年他拴起一辆大马车，买了一台拖拉机和一辆摩托车，大儿子开拖拉机，二儿子赶马车，他自己骑上摩托联系运输任务。1983年他一家收入一万一千元，成了东木拉村第一个万元户。今年2月，托乎提受到了乡里的表彰。
说话间，女主人奴尔仁莎端来糖果、白面馕和茶具，按维吾尔人礼节向来客敬了茶，然后又向每人的茶碗中投进两块方糖。大家都为他们这苦尽甜来的生活高兴。乡党委书记吐尔逊艾·里幽默地说：“你们这日子同糖一样甜，现在不吵架了吧！”奴尔仁莎忙说：“过去是穷得吃不饱才吵，现在谁还有闲工夫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