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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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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5-02-01
第1版()
专栏:

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
《红旗》杂志编辑部
这几年,我们全党的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所有的部门都有贡献。但是,在当前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的部门工作应当做得更好些。部门工作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些呢?首先就是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第二,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第三,破和立的关系;第四,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第一,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我们的党是个整体,我们的国家是个整体,而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所谓局部,包括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上级组织,下级组织,这个地区的组织,那个地区的组织,等等。总之,是由上下左右各个局部组成整体。我们现在只说部门工作,也可以说是局部工作中等级较高、可以自成系统的工作。做部门工作的,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全体工作人员中,究竟有多少人?恐怕要占很大的比例,而掌管全局的只占很少数人。所以,部门工作,人数很多,对全局有重大影响。好好解决部门工作的问题,确实具有很大的意义。
局部和整体之间应当是个什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我们党和国家这个机体来说,局部不能脱离整体,否则,整体就残缺不全,局部也不可能生存。反过来说,整体又不能排斥局部,否则局部就会变成不起作用的东西,这对整体也不利。因此,局部和整体互相依存。一方面,局部要服从于整体,服务于整体,围绕整体而进行活动。另一方面,整体要关心局部,照顾局部,支持局部,使它充满活力。
这个道理,本来可以说是浅显易懂,容易为大家所理解的。但是几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要把这个道理真正同各部门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甚至往往发生问题。这里有许多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情况起了巨大的变化。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和国家这个整体要干什么,怎样干才对头,以及各个局部应当怎样服从和服务于整体,都起了带根本性质的变化。各个部门工作的同志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能否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就成为部门工作能否做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全党全国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虽然在不同阶段上,有关提法的轻重有所不同,但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所有的部门,不管是组织部门也好,宣传部门也好,政府各个部门也好,军队的政治部门也好,都要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去工作,经济部门也避免不了,所以政治运动不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要搞“阶级斗争为纲”,就要特别依靠和突出一些部门,例如宣传部门、政工部门、政法部门。也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老宣传、政工和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就一下子被搞掉了。那么换了谁呢?换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教训。现在,我们各个部门的同志总的来讲绝大多数是好的。这几年我们提了不少新干部,他们也是好同志,有些还是很优秀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不可低估“阶级斗争为纲”在自己这个部门的影响,特别是在宣传部门、政工部门、政法部门的影响。当然其他部门也不能低估。这方面的许多想法和做法是长期形成的。如果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为什么现在工厂里面、学校里面有许多宣传、政工干部不安心工作。他们中间有些同志因为过去那套东西不适合了,必须重新学习新办法、新套套,感到不大习惯,就认为没有人重视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三十五年前全国解放那时候,我们几百万军队一下子不打仗了,也曾经不习惯。当然,现在宣传、政工部门一些同志不安心,有种种原因,其中有的是很值得重视、必须认真解决的,例如确有一些党组织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有问题长期不加以讨论解决,就是重要的一项。但是刚才说的宣传、政工部门一些干部对于新情况、新任务、新方法不大适应,还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现在我们党和国家这个整体是在干什么呢?是在干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翻两番。这是最大的任务,也就是全局。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讲了许多重要的话。他说,一切要围绕四个现代化,要以是否有利于四化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他还特别讲到搞四化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在我们党的指导方针上,确实是一大转变,是我们有党以来还没有过的情况。无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第一位的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是军事斗争,经济工作当然只能摆在后头。新中国成立后,开头一段,我们党也还是必须把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土地改革放在前头。后来又把三大改造放在前头,然后才讲到把经济文化建设搞上去。这在当时也还是必要的。问题是到了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搞了将近二十年的错误的“阶级斗争为纲”,使我们党陷于危险境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扭转局面,真正把干四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最突出的地位,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所以说,这是我们有党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经济同政治分开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把经济搞上去,翻两番,把四化搞成功,确实是最根本的东西。不搞四个现代化,经济上不去,就一切都谈不上。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才真正合乎中国现在的实际,合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迫切要求,合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才真正合乎马克思主义。我们党讲四项基本原则,讲四项政治保证,都是为了干四化这一条,这才能真正体现我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今天的现实目标。所以,搞四化是最大的政治,把经济同政治割裂开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各个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和各种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紧密结合干四化、翻两番来做。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部门工作才能真正开创新局面。
第二,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任何一项重大工作,都要受理论的指导,不是受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是受错误理论的指导。同样,任何一项重大的工作,也都有它不同于别的工作的并且经常发生变化的实际问题。这就是说,任何一项重大工作,同别的工作相比,都必然会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而且这些情况和特点还在不断地变化。雷同的情况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也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把部门工作做好,就既要注意理论问题,注意一般的方针原则问题,又要注意实际问题,特别是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矛盾问题,二者不可偏废。只注意理论问题,注意一般方针原则,而不注意实际问题,不注意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矛盾;或者只注意实际,而忽略理论,忽视一般的方针原则,都会产生片面性。毛泽东同志讲得好:没有理论,就会变成乱碰乱闯的鲁莽家和事务主义者;不懂实际,又会变成空头政治家和教条主义者。这种警语,应当成为我们大家的座右铭。所以,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应当强调两条:一是要懂理论,二是要懂实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几十年来倡导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他自己最感到满意的著作,就是《实践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由失败转为胜利,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依靠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思想的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后来毛泽东同志自己犯了错误,根本原因也还是由于理论脱离实际。所以,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这是我们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法宝。党的三大作风,头一条就是这个作风。谁轻视理论,那他就做不出什么名堂来;谁轻视实际,肯定也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我们要密切注意,这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产生片面性。有时只强调理论,有时却又只强调实际。我们再也不能够犯这种片面性的错误了。我们的口号是:理论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许多名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都有名言,但是讲得对中国人最亲切的,还是毛泽东同志。
就理论来说,理论从哪里找呢?当然就要读书了,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几年提倡读书,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件事是做得对的。全党同志都要读书,领导实际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读一些必要的理论书。特别是对于新进党的那些年轻大学生,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的,还有做思想政治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们,让他们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加必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很多,要选一些主要的来学,而且要坚持学,尤其要着重多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时,还要努力多学一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总之要认真读书,掌握理论武器,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当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设想却不完全是这样。马克思历来反对对未来社会作这样那样的设计,这正是他的思想方法的本色。他也作过一些设想,比如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就没有想到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有商品经济,这同我们现在的实践就大不相同。如果读了《哥达纲领批判》,就说现在中央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不是这么说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的,但就是这些基本原理,也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不可能停滞不前的。至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设想,更不能当成教条,因为前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后来的实践。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采取紧密结合实际地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的态度。学习是为了丰富头脑,指导实践,因而就要注意分清哪些是今天仍然适用的,必须坚持的,哪些是今天不可能适用的,必须创造性地加以发展的。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照搬照抄,削足适履,那我们就是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的态度,能够解决今天中国的四化问题吗?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能够包医百病。不要象斯大林嘲笑过的传说克里米亚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沙俄黑海舰队士兵要求暴动了,他们却还在开会查找《资本论》和马恩其他著作中有关暴动的指示。所以,我们党提出来,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丰富和发展。这是我们后人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当然,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有多大的本事,只能靠实践来证明。这就得我们自己努力。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我们应当努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有所贡献。提出这个要求是必要的,正确的,而不提这个要求则是错误的。
再谈联系实际。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最大的实际就是搞四化、翻两番。谁努力钻四化,投身到四化的实践中去,谁就是抓住了最大的实际。谁不研究四化,不投身到四化的实践中去,谁就一定会落后。经济是个汪洋大海,许多东西书本上没有,只能靠调查研究,靠亲自去了解。有些东西国内没有,还要到国外去看才行。为了了解经济,归根到底,还是要投身到四化建设里面去,投身到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去,并且通过自己的头脑,亲自考察。这就绝非一日之功,绝非一两年之功。如果说我们有些部门的同志,对于钻研经济上的实际问题,过去没有重视,丧失了时机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不要再丧失时机了。要下决心花三、四年,四、五年时间,钻进去,时间短了是不行的。为了钻研实际,当然就要丢掉一点别的东西,比如会就不能开得太多,“文山会海”对于任何人都不能再干了,会议和公文都要大大精简。
还有,说到我们国家的实际,确实太广泛、太复杂了。因此就要十分注意承认它的复杂性,承认因地制宜,并且在各种工作中都要强调这一条。比如讲,中国几年来的农业改革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不大好,而且各有特点,怎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其实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我们国家太大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千差万别,不但需要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正确方针,而且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广大的同志们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通过亲身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和办得好。总之,一定要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要亲身钻进去,取得直接的知识,只有间接知识是不行的。
第三,破和立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晚年提出这么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叫“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个命题,作为普遍性规律在自然科学上固然站不住,就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也站不住,并且这后一点已经被我们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大失误,因为这个命题不符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党经过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个历史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或者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要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后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总的政治任务,可以说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是,到了后一个历史阶段,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总的政治任务已经由破坏旧社会制度转变成为在新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还能不能继续把“破字当头”作为一个总的命题呢?应不应当也来一个转变,转为“立字当头”呢?应当来这样一个转变,叫做“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无论什么样的“破”,都必须而且只能服从于“立”。因为历史条件不同了,根本任务不同了,问题的提法也应当有所不同。所以,在新的历史阶段,取消“破字当头”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再就思想政治工作来讲,分析一下几十年来的经验,究竟干得怎么样呢?应当说,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确有很好的很光荣的传统,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确有不好的甚至是很不好的积习。第一是好的传统,这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能够做得生动活泼呢?靠两条,一条是把最基本的革命道理交给群众,例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简单明了,群众一般也容易接受。另一条是,主要靠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拿红军来说,就是干部、党员给战士盖被子,帮战士洗脚、烫脚,给伤员端饭,给群众挑水,以身作则,感动人心。这样才有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才有党和人民打成一片。问题是革命胜利以后,主要是“左”的一套搞起来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就有点变了样子,甚至认为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不叫政治工作。这就把群众路线慢慢地淡忘了。现在我们军队才又开始恢复这个传统,但是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多数来说,还是很不行。不到学生里面去,根本听不到群众的呼声,只是坐在房子里面研究研究,怎么行呢?应当到群众里面去,到食堂里面去,到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宿舍去!当然,给学生讲一些政治理论课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树立起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但是还应当直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间去,关心群众的痛痒,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才是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能够把这个优良传统丢掉呢?这是讲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传统。
第二是也有不好甚至很不好的积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把思想政治工作完全等同于思想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些文件上面,还有讲思想斗争的,一般也是讲得对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这篇重要文章的一开头就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放弃这个武器。但是应当承认,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是把思想斗争极大地滥用了,使党内生活甚至人民内部的生活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是必须坚决纠正的。事实已经反复说明,长期以来,正是在“思想斗争”这顶大帽子下面,对党内,对党外,对知识分子,对统战对象,以至对农民、对工人,实行过火的所谓“斗争”。那种所谓“思想斗争”,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路线斗争”,一是“反倾向斗争”,包括反对所谓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以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等。不是说现在要一概否认某些倾向曾经多少存在的事实,问题是过去把它们极端夸大了,而且确有许多纯属莫须有的东西。总之是“路线斗争”不断,“反倾向斗争”不断,而且一来就是全党全国停下工作搞运动。同这些斗争配套的,还有反对这种那种“分子”的斗争。这种把思想政治工作完全等同于思想斗争的做法,确实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不好的积习,是违背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的。
对于这种不好的积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际上已经把它否定了,至少在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把它否定了。既然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而且没有什么强大的反对派、强大的颠覆力量,既然那些附属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占优势,既然我们全党全国的总的政治任务已经是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还要“破字当头”?所以,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否定这种提法和做法。不否定这种提法和做法,第一可能重新动乱,第二会严重地影响四化建设,第三还会在全世界损害我们的形象。
当然,我们否定“破字当头”,并不是说国内就没有敌对分子,没有阶级斗争了,更不是说就没有任何思想和政治斗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都谈到这个问题,说“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又说“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们认为,问题是要对今后的具体斗争,作出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看来应当区分这样几种对象。第一种,是需要坚决打击的。这种对象,一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二是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这两种犯罪分子都会长期存在,一定要坚决打击,不能手软。至于“三种人”,那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这次清理以后就不会再有新生的了。所以今后需要坚持加以打击,并且长时期地坚持加以打击的,就是那两种严重犯罪分子。同严重犯罪分子作斗争,当然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一定要注意健全法制。打击的方法,必须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实行刑事惩处。由谁来执行呢?由政法部门。还应当看到,两种严重犯罪分子当中,各人情节不同,严重程度也不同,不要一提严重犯罪就一律当成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有些严重犯罪分子虽然必须惩处,却很难说都是自觉地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触犯刑律的人,难道能够一律叫反资本主义分子?这里的道理是同样的。当然,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确实还存在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但是实际情况反复说明,这种人很少,即使在严重犯罪分子当中也是极少数。
第二种对象,是极端错误的倾向,党里面和社会上都有。我们在整党中指出两条,一是以权谋私,二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现在搞改革,改革中也有歪风。第一股歪风是某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搞倒买倒卖之风。第二股歪风是某些企业乱涨价之风。此外还会有别的歪风。这些都是属于极端错误的倾向。对于这种种倾向,要不要揭露、查处?当然要揭露,要查处。但是不搞运动,更不能停产搞运动,否则又会乱套。总之,要用教育、批评、揭露、查处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这哪里是放弃斗争呢?不是放弃斗争,而是搞得更准了,方向更明确了。
第三种对象,是属于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种立场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还不是短期就会变为社会主义,也由于历史遗产和千百万人习惯势力的影响,这是一种将会很长时期存在的问题。不是几十年解决得了的,恐怕需要几百年,要经过很长时期的历史和实践才能逐步解决。抓紧思想教育无疑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作用决不允许忽视。但也不要把思想教育的作用强调过分。一强调过分,发生了什么问题好象都是思想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这就不公平了。不能设想,只要大家一重视思想教育,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这是把问题简单化。那么对于这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种立场的问题,怎么办?只要没有超出国家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我们的方针,还是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谈心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能采取过去那种所谓“大批判”或批斗的办法。前几年我们就提出了疏导的方针,但是看来还没有解释充分。我们所说的疏导,不限于谈心和批评。比如正面阐述,算不算疏导?表扬为主和树立先进典型,算不算疏导?还有落实政策,解决实际困难,算不算疏导?这些都可以算是疏导。还是这种办法好,因为几十年经验证明,所谓“大批判开路”的那种简单粗暴的办法是不成功的。那么报刊上发表了错误的甚至有害的作品,怎么办?我们认为,首先是编辑要把关。万一疏忽了,错误文章发表了,就要补救一下,发点评论,讲点道理。要采取评论的办法,而不采取批斗办法,更不搞全党全国大批判。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得到一个安定民心和一个民主讨论的好风气。
总之,在破与立的关系问题上,不是说从此就不要破了,问题是要正确处理破、立关系,坚持“立字当头”。就以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改革中当然要破除许多必须破除的陈规旧制,但是第一,这种“破”,只应当服务于搞四化、翻两番这个“立”,只应当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第二,破旧制和立新制紧密结合,绝不允许只“破”不“立”,“破”了再说。又比如我们提出“五讲四美三热爱”,当然也要破除许多不良思想和风习,但是这种“破”,同样只能是为了“立”新风,为了搞四化、翻两番这个总的“立”。
第四,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各部门都掌管了一些单位,而这些单位的工作性质又各不相同,情况不同,人也不同。比如,政府一个计委,党内一个宣传部,都是掌管单位最多、工作范围最广的部门。就宣传部来说,工作范围涉及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文物、群众文化,还有对外宣传,等等。要同这么多的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需要巨大的精力和渊博的知识,而我们同志一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精力和知识的。活动的范围这么广泛,谁也不可能门门精通,这就是矛盾。不只是宣传部门面临这种矛盾,其他许多部门也都是这样。怎么办?没有什么巧妙办法,还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经常当先生,经常当学生。还可以加上一句,更重要的是当同志和朋友,这样双方的关系就更活泼些,相互都好用平等的态度说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既是同志和朋友,又是互为先生和学生的辩证关系。
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严格地守纪律,被领导者一定要认真执行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各项正确决定,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另一方面,领导者又必须经常向被领导者学习。孔夫子早就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里说的三人或三人中的二人,肯定不是他的什么上级。唐朝的韩愈说得更明确了,他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个话很有辩证法,很值得注意。我们每个被任命担任领导工作的人,都应当坚持“一个宗旨、两重身份”。“一个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以权谋私和种种歪风尖锐地对立起来,大张旗鼓地讲这个问题。“两重身份”,一方面是领导者的身份,一方面同被领导者之间又是同志,并且首先要向他们学习。领导者的身份既不是天生的,更不是终身的,只是在党认为需要和适当的时候让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担负的职责。所以,领导者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不如被领导者,这没有什么不光彩,任何人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自己不懂就去钻研,特别是如果自己接触的工作很多,那就更要加倍努力,向更多的自己所不了解或一知半解的范围虚心地钻进去。要一个一个方面地去钻那些各有特殊规律性的领域,第一要努力掌握这些领域的各自带特殊规律性的东西,第二要努力掌握这些领域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先进经验。而所有这些,都应当同大家民主讨论,千万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商量清楚了就解决,商量不清楚就等待。在许多情况下,等待也是解决问题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要造成相互勉励,取长补短,和衷共济这么一种风气。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有不协调的地方,都应当强调团结起来向前看。谁都会有缺点,谁都会有错误,只不过缺点错误的大小、多少有所不同罢了,不要老是耿耿于怀。为了共同事业的兴旺发达,大家和衷共济,团结起来向前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原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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